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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中央軍委《緊急指示》的由來
來源:2015年第12期  作者:余汝信  點擊次數:2610
劉志堅、王年一、范碩、王力說

        1966年10月5日,經毛澤東批準、以中共中央名義批轉下發的中央軍委、解放軍總政治部《關于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簡稱《緊急指示》),是“文革”中的一份重要文件。《緊急指示》原意僅針對軍隊院校,“必須把那些束縛群眾運動的框框統統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樣,完全按照十六條的規定辦”。中央的批示卻大大擴展了其適用范圍:“中央認為,這個文件很重要,對于全國縣以上大中學校都適用,同樣應當立即向全體學生和教職員工原原本本的宣讀,堅決貫徹執行。”

        客觀地說,《緊急指示》存在兩重性。正如 “文革”史專家王年一所言:“《緊急指示》是適應‘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要求而產生的。它有正確的方面,為運動初期被冤屈地打成‘反革命’‘反黨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的人平反,這是正確的;但是總的說來,它有著十分嚴重的錯誤。它實際上規定了更大范圍內的‘踢開黨委鬧革命’,這是它的要害。”

        至于《緊急指示》的由來,王年一在《大動亂的年代》一書中稱:“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上,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軍醫大學群眾組織‘紅色造反縱隊’的一個負責人,向毛澤東、林彪反映說:軍隊院校鎮壓群眾,與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許多條條框框,限制太多。林彪下令要全軍文化革命小組立即發一個緊急指示,讓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的搞法搞。”

        1966年間擔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的總政副主任劉志堅,在其《動亂之初的經歷和遭遇》一文中,有著與王年一幾乎完全相同的說法:“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上,二醫大‘紅縱’一派的頭頭向毛主席和林彪反映說:軍隊院校鎮壓群眾,與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許多條條框框,對群眾限制太多。林彪就下令要全軍文革立即發一個緊急指示,讓軍隊院校‘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一樣搞法。”

      劉志堅是《緊急指示》起草人之一。從表面上看,《緊急指示》由來公開披露的時間,王年一早于劉志堅,但只是王年一在《大動亂的年代》中曾明言依據“劉志堅的回憶”。筆者推斷,“劉志堅的回憶”即《動亂之初的經歷和遭遇》,應早有一內部流傳的版本,王年一依據的,也應是這一內部版本。

     1995年3月出版的《葉劍英傳》(由范碩任組長的《葉劍英傳》編寫組著),在劉志堅、王年一的說法前面加了一句話,變成“他們經過精心策劃,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上,由第二軍醫大學群眾組織‘紅色造反縱隊’的一個頭頭向毛澤東、林彪告狀,說軍隊鎮壓群眾,與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許多條條框框,限制太多等。林彪下令要全軍文化革命小組立即發一個緊急指示,讓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的做法搞”。

      以后,范碩在私人著述《決定國家命運的大決戰》中,將上述這段話修改為:“這一天,在天安門城樓上,江青的嘍啰們唆使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軍醫大學群眾組織‘紅色造反縱隊’的一個頭頭,向毛澤東、林彪告狀……林彪看毛澤東沒有反對表示,就說軍隊這樣搞不行,要采取措施。回來以后,第二天下午,對軍隊院校‘文化大革命’作了‘指示’,讓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的搞法搞。”

      所謂第二軍醫大學“紅縱”“一派的頭頭”或“一個負責人”或“一個頭頭”,姓甚名誰?劉志堅、王年一和范碩均未作交代。

      王力在回憶錄中則直接點名道:“在天安門城樓上,有人向毛主席、林彪反映情況。據我了解,反映情況的是陶斯亮,她是陶鑄的女兒,第二軍醫大學的學生。”

陶斯亮否認與其有關

      2015年春節后,筆者有機會兩度見到陶斯亮。就筆者關心的有關她向毛澤東、林彪告狀的傳聞,陶斯亮爽快地作了回應。她所回憶的事情經過,與坊間說法相距甚遠。

      陶斯亮說:1966年9月13日晚,我們二醫大五名女生,在哈軍工“紅色造反團”赴滬串聯的學員鼓動下,離滬乘火車赴京。10月1日,我在天安門城樓上碰見李訥,李訥熱情地叫我一起去見主席——她的父親。她把我帶進了城樓上一間頗大的休息室,只見主席一個人在里頭抽煙。〔據陶斯亮《我和聶力、李訥、林豆豆》一文:陶斯亮見到毛,“緊張得透不過氣來,站在那兒訥訥地說:‘毛伯伯,您還認識我么?’毛澤東微笑著,用濃重的湖南口音說:‘亮亮么,陶鑄(他將鑄念成巨)的女兒。’”〕我父親(陶鑄)進來一會兒又出去了,他對主席說:“亮亮是逃跑出來的。”主席問我怎么一回事,我慌亂地、前言不搭后語地將學校不讓我們串聯、我們“沖破阻力”到北京的事說了一遍。主席聽了說:“李訥,你就沒有亮亮的造反精神。”主席好似并不特別關注我的告狀(我的表達也是混亂的)。他談笑風生,還拿我的名字開玩笑說:“陶斯亮,陶元亮(陶淵明字元亮),你就是如此這般的陶淵明。”

     陶斯亮說:偌大的休息室里,只有主席、李訥和我三個人。林彪自始至終不在場。說我向毛澤東、林彪反映軍隊院校鎮壓群眾,有什么人能證明?我一個軍校小學員(陶斯亮時為第二軍醫大學軍醫系應屆畢業生),敢當著林彪的面向主席控訴軍隊鎮壓學生嗎?借我個豹子膽也不敢啊!

      陶斯亮又說:與主席談話,本來是一個機緣巧合的事兒。有人說什么“他們經過精心策劃”,又說成是“江青嘍啰們唆使”,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針對坊間有邱會作得知“陶斯亮等幾個人”向毛澤東告狀而“請人幫忙湊過去聽”這一奇談怪論,陶斯亮重申:那天見主席時,除李訥外,僅有我一人在場。凡進過天安門城樓休息室的人都明白,在那種封閉的環境之下,想搞什么偷聽,沒門。

      陶斯亮最后說:見過主席,我并沒有到處宣揚,連同學們我也沒有對他們說。那么,所謂“告狀”消息,是怎么第二天就傳到林彪那兒的,劉志堅又是從哪兒得知的,我確實一頭霧水,無從考究。

汪志杰的說明

      帶著未解的疑團,筆者請教了當年第二軍醫大學“紅縱”核心——勤務站的成員汪志杰。汪志杰訴說了他所了解的一些情況(當然,汪所說的僅代表了他本人及“紅縱”一派的觀點):
                                      第二軍醫大學學員“逃兵”問題

      “1966年8月底,二醫大學員中的少數派(可以說是‘紅縱’的前身)部分骨干成員在海醫系操場碰頭,討論了學校的‘文革’形勢。參加者有軍醫系及海醫系多個年級的代表,包括我和×××在內,十人左右。大家對于運動以來學校黨委的許多做法表示了強烈的不滿,特別是‘八一八’之后學校領導挑動群眾斗群眾的做法更令我們十分氣憤和擔憂。當時我們只是覺得問題的癥結在學校黨委,必須盡早向上級匯報,由總后黨委來解決和糾正學校領導的問題,否則學校的文化革命有可能夭折和流產。”

      “×××自告奮勇去北京,8月29日就帶了兩位同學啟程。×××走后的第二天,整個學校就沸騰了,一批又一批的大字報指名道姓地將×××三人稱為‘逃兵’,聲言要抓‘逃兵’。大字報幾乎完全變成了對少數派的圍剿,不同觀點群眾之間的對立情緒開始顯現并愈加明顯。”
 “×××等走后,上述骨干曾數次碰頭,就學校運動的形勢交換了看法,認為目前學校運動的形勢已經變得更加糟糕。由于×××走后我們無法與她取得聯系,覺得必須設法把她離開學校后發生的這些情況帶去北京。時間到了9月中旬,我們覺得不能再等了,要盡早去北京,而且去的人要多一點兒,才能形成聲勢。于是,我和軍醫六二級一名學員、軍醫六一級的五名女學員和海醫六二級的五名男學員同時離開學校,于9月15日到達北京。第二天一早,學校就掀起了第二波抓‘逃兵’的熱潮。”其實,總參、總政于9月12日已發文同意軍隊院校學員有組織地分批到北京“參觀文化大革命運動”。二醫大校方有沒有及時傳達貫徹總參、總政的通知精神,我們未得到詳細資料。到了9月下旬,二醫大學員的大部隊已有組織地抵達北京。

                                                  “紅縱”成立時間

      “10月5日《緊急指示》公布當晚,在北京后勤學院(二醫大學員在京住地)召開了各年級相同觀點骨干會議。到會人員有十余人。對于軍委《緊急指示》,大家感到非常激動和興奮。對于《緊急指示》中央決定軍隊院校文化革命與地方院校一樣,完全按照十六條的規定辦理,表示完全贊同,決定也成立一個群眾組織。由于此前從未想過軍校也能成立群眾組織,所以對于組織名稱一時拿不定主意。到會人員比較了當時地方各高校群眾組織的名稱后認為:我們這個組織的名稱,與他們應該有所不同,不要簡單地照搬別人什么‘造反隊’‘造反團’之類。經過反復討論,決定為我們這個組織取名為‘第二軍醫大學紅色造反縱隊’。”換言之,10月1日,“紅縱”并未成立,所謂當日“紅縱”“一個負責人”或“一派頭頭”或“一個頭頭”向毛澤東、林彪告狀的說法,都是不準確的。
陶斯亮在“紅縱”的地位和作用

      “陶斯亮確實擔任過‘紅縱’勤務站勤務員,時間從1966年10月5日《緊急指示》公布、‘紅縱’成立之日起,至1967年1月4日她父親被打倒時止,滿打滿算正好三個月。陶斯亮在‘紅縱’勤務站里屬‘溫和派’,從不張揚,從不盛氣凌人,沒有什么過火的地方。我至今難以理解,當年陶斯亮怎么會參加‘紅縱’?1966年‘紅縱’在北京批斗邱會作時她在上海,1967年‘紅縱’二上北京批邱,并組織三座門靜坐時她已退出‘紅縱’。”
   
      “‘文革’期間和‘文革’結束后,陶斯亮從未告訴過我,我也從未聽說過她上天安門當面向毛和林反映二醫大的事。”

      反映者另有其人

       其實,在“文革”期間和“文革”結束后都有材料表明,向林彪反映軍隊院校“鎮壓群眾”、促使林彪下決心并經毛澤東同意發布《緊急指示》的,并非陶斯亮而另有其人。

       林辦秘書張云生回憶稱:“此時,又有上海二醫大‘紅縱’的一個紅衛兵代表,拿著‘血衣’,來見林彪、葉群,要求給予支持。林彪腦子一熱,又要采取行動了。1966年的國慶節一過,林彪告訴趙根生,立即把全軍文革的負責人找來。他指著二醫大送來的血衣對大家說:‘如果我們不支持學生造反,就要犯大錯誤。’接著他指示,要對軍隊院校被打成‘反革命’的學生一律實行平反,要銷毀一切有關他們的‘黑材料’,要允許他們搞‘四大’,要支持他們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要準許他們去全國各地‘大串聯’。林彪指令全軍文革據此擬一份軍委命令,準備以布告形式張貼出去。”

      王力也說:“還有一姓屠的,也是高干子女,她到林彪家里反映軍事院校鎮壓群眾。因此林彪決定要發一個緊急指示,說軍事院校要按地方的搞法。這個文件是林彪聽取了情況反映后口授的。”

        張云生、王力所指,其實都是×××。但兩人所說均不甚準確(王力甚至連姓名都搞錯了)。比較接近事實的說法,來自當年“紅縱”自己辦的報紙《紅色造反報》。該報1967年2月4日出版的第六期第一版的一篇報道《葉群同志會見“紅縱”等革命造反派代表》稱:“[本報北京二十五日訊]昨天深夜至今日凌晨,葉群同志(全軍文革小組成員、林副主席辦公室主任)受林副主席和陳伯達同志的委托,帶著林副主席和陳伯達同志對我們的親切關懷和親筆信件,來到我校‘紅色造反縱隊’勤務站,會見了我‘紅縱’代表和總后機關,四、七醫大,獸醫大,后勤學院的革命造反派的代表,聽取了我們的匯報,并作了重要指示……代表們匯報由邱會作一手策劃的鎮壓革命學員的‘九二七’事件時,葉群同志告訴代表們,《緊急指示》與此有關。有件衣服(指×××受圍攻時被撕壞的衣服)撕掉了扣子,還有一封血書。林豆豆拿著衣服給他爸爸看,幾位副主席都在場,我在旁邊看著哭了。林副主席看了很生氣,由他建議起草了《緊急指示》。”

      上述材料表明,《緊急指示》的確與陶斯亮無關,而與×××有些瓜葛。筆者認為,更重要的是,無論×××抑或是其他什么人的反映,在《緊急指示》形成的過程中,不過是一劑催化劑而已。正如王年一在20世紀90年代修訂過的《大動亂的年代》一書中所加的一個注釋所言:“林彪下令,不是因為‘紅縱’一人(學生)反映了什么,而是因為所謂‘無產階級司令部’有此需要,一學生的反映不過適逢其會而已。在《緊急指示》定稿的當天,中央就加以批轉,就可以說明這個問題。” “中共中央當日就轉發了《緊急指示》,充分說明了毛澤東對這個文件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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