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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丹建館記
來源:《黨史博覽》2017年第12期  作者:鄭達庸  點擊次數:2135
                                     ■先遣小組成立■
     1959年5月的一天,我在外交部大飯廳吃午飯,同桌的有西亞非洲司一處溫業湛副處長。聽說溫副處長要去聞名全球的炎熱國家蘇丹,在“火爐子”喀土穆選址建館,我半開玩笑地對他說,你要去那里“烤烤”了。聽到我有點幸災樂禍的話,溫笑瞇瞇地說,是呀,第一次去非洲工作就趕上高溫國家,接受“烤烤”的恐怕還不止我一個吧。溫笑語中似有言外之意。果然,下午一上班,三處處長劉英仙找我談話,說組織決定派你去蘇丹使館工作,當翻譯。先遣組6月出發,那里環境艱苦復雜,要注意使館的安全,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溫副處長在駐外使館工作過,有事多請教他。劉處長操著濃重的山東膠東口音,慢條斯理地給我上了一堂“上陣”前的必修課。
      聽到這突如其來的消息我愣住了。1958年剛從北大東語系畢業入部,時隔半年就要出國工作,有些不知所措。我去找溫副處長,他在北樓辦公室為建館做頭緒繁多的準備工作。溫副處長耐心地給我講使館工作特點、生活細節、著裝要求等,聽了之后我心里有了點底。幾天后,我回家告別二老。老爸說了不少革命詞句:“這是領導對你的信任,好好干,別給家里丟臉。”老媽囑咐我:“注意身體,常來信,別惦記家里。”老媽是最疼我的,給我包了頓餃子,我有意多吃,不時地看著她。媽有些老了。
      回到北京,首任駐蘇丹大使王雨田召集大家開會。王大使是新四軍老干部,高級知識分子,還是個醫生。此前任駐民主德國使館參贊,是新中國第一代外交家,不土,不傲,不擺老資格,知書達理,黨性很強。王大使說,新中國成立十年了,我們在努力打開對外工作局面,現在和蘇丹建交了,東北非還沒有我們的工作據點(當時只和埃及建立了外交關系)。我們要做好蘇丹工作,也要開拓東北非工作局面。去一個新地方,要學的東西很多,要努力掌握第一手材料,用自己的頭腦去看,去聽,去說,有些書和資料可以做參考。王大使還強調,要講團結,加強組織紀律性,不搞自由主義。對這些話,自己聽得明白但也不完全明白,尤其是內部關系方面。外交部干部等級嚴格,自己是小小干部,一定要聽領導的話。我想起剛入部時老同志囑咐的三句話:“不該看的不看,不該聽的不聽,不該問的不問。”后來經常想這三句話,琢磨什么是“該”,什么是“不該”;完全不看不聽不問,也不行吧。
      對蘇丹了解太少趕緊補課。入部之前買了一本《非洲內幕》,作者是美國著名記者兼政治評論家約翰·根室。這本書讓我對蘇丹有了籠統的了解,突出的印象是:天氣熱(50多攝氏度),面積大(約為中國面積的四分之一),膚色黑(尤其是南蘇丹人),尼羅河流經全境。
      蘇丹曾是英屬殖民地,設總督,后為英、埃共管。1956年1月1日獨立。20世紀50年代,亞非民族運動高漲,蘇丹工人、婦女、學生運動發展,是阿拉伯國家中相當民主開放的國家;有人民民主黨(屬哈特未亞教派的政治組織)、民族聯合黨(知識界、中產階級為主體),還有共產黨(不公開活動)。蘇丹獨立后第一屆政府由民族聯合黨組成。1958年軍事政變后,易卜拉欣·阿布德中將任國家元首。軍政權承認新中國,1959年2月,兩國建交。

                                  ■頭枕匕首睡覺■
      6月中旬,先遣組抵達喀土穆。蘇丹之熱名不虛傳。當地沒有空調,只有一種用水降溫的電風扇,晚上熱得睡不著覺。白天洗了衣服第一件掛在太陽底下,掛第二件的時候第一件已經干了。千萬不能用手摸大鐵門,粘下一層皮不是鬧著玩的。每天冒高溫出去跑,一天吃兩頓飯。沒有辦公桌,在大木箱上放塊木板辦公。
      為了安全,先遣組帶了雙筒獵槍。外交官攜帶武器,是對駐在國不信任,除非形勢需要。例如美國入侵伊拉克時,中國大使有“神槍手”護衛。美駐外使館有海軍陸戰隊站崗。攜帶武器入境必須辦理準入手續,獵槍作為打獵工具,不作武器論,必要時可防身。為試槍,去郊外椰棗林朝天放了幾槍,雙筒獵槍交機要員保管。我分到一把匕首,睡覺時放在枕下,聽到動靜立刻行動。
       開始時租了一家平房小院,由于還沒開館,蘇丹治安部門未派警衛把守。當時國民黨在非洲的勢力比我們大,蘇丹鄰國烏干達就有國民黨的“使館”,西方國家特務和情報部門在蘇丹有活動。我駐外人員還要嚴防綁架,曾發生過某國綁架我使館人員未遂事件。我有生頭一次“枕戈待旦”。大家把床墊放在地上睡覺,擔心哪位同志“夢游”,把自己人當不速之客,動起家伙可就慘了。
       不久,使館租到交通部部長辛迪·謝里夫的一處住宅。王雨田大使來了以后,有衛兵把守了。領導強調外事紀律,出門必須雙人同行,除安全考慮外,還有出了事相互幫助相互做證。后來,我當了外交官,對外辦事堅持雙人同行。再后來,我被任命為大使,同官方和使團打交道一定帶翻譯,要求翻譯做談話記錄。1991年海灣戰爭前,薩達姆接見美駐伊大使,這位大使通曉阿拉伯語,未帶翻譯。據外電稱,當時薩達姆問美大使,如果在伊拉克和科威特交界處發生事端,美態度如何。美大使答,這是伊、科之間的事。薩達姆理解為伊侵科美不會做出反應,于是大舉入侵科威特,引發海灣戰爭。后來談起此事,美國務院強調大使回答未經授權,擅自做主。美大使不服,堅稱她是按國務院指示談話,但沒有旁證,有口難辯。
      還要防竊聽。買車修車買家具,乃至接受禮品,都要防范被安裝竊聽裝置。使館在官邸旁租用了一座平房,與官邸一墻之隔。平房是兩層樓的地基,因工作需要加蓋一層。施工期間,使館監督施工者有無異常舉動。工程結束,過了一段時間,底層屋子的一面墻壁不時發出響聲,引起我們的注意。為探究竟,索性把墻面打破,水泥隔層里發現了一根電線,深入地下,順藤摸瓜在不少房間發現了竊聽器。電線對外伸向何方?我們選定了可疑方向,掘地兩米多深,果然發現電線通向后墻,進入鄰居院內。院內住著一對夫婦,來自某大國,在某國際組織工作。我們掘地時,兩人在陽臺上用不安的眼光看著我們,看來心中有鬼。一位常來工地的外國工程師,同我們打交道彬彬有禮,有求必應,也暗中做了手腳。

                             ■第一次給大使當翻譯■
      先遣組抵喀土穆后,選館址,對外聯系,購買食品用品等,經常跑外,實踐中把在學校學的正統阿拉伯語“蘇丹化”了,學會一些土語。大使到任后去蘇丹外交部禮節性拜會,由我做翻譯。第一次給大使做翻譯,確實緊張,擔心出原則性錯誤。記得剛進亞非司工作時,抄一份上呈文件,把“否則影響兩國友好關系”抄成“否則影響兩國外交關系”,幸好領導上報前發現了。事后,領導找我談話:外交文件是政治性政策性很強的文字表達,你第一次犯錯誤,可以原諒,如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錯,就要考慮你是否有政治上的問題。領導談話口氣平和,并無恫嚇之意,這句話記憶至今。
      更緊張的一次是大使向蘇丹元首阿布德中將呈遞國書。典禮是英式儀式,在共和國宮舉行。王大使接見儀仗隊后進入大廳,在阿布德中將面前念頌詞,我念阿拉伯譯文,照本宣科。儀式后,中將和大使步入客廳敘談,往往這時兩國領導人要通過大使傳話。阿布德在行伍多年,雖為軍人,卻是一位慈祥的老人,說話直率。出乎意料的是,中將突然問我阿拉伯語是在哪里學的,我回答在中國學的。他高興地說,中國人講阿拉伯語是對我們民族的尊重。
      這真的要感謝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副總理的遠見卓識,他們對培養阿語干部給予了極大關注。20世紀50年代初,中國對阿拉伯地區開展工作,阿拉伯國家代表團訪華增多,缺乏阿語翻譯,請北大阿語教師協助。我的恩師馬堅教授和劉麟瑞教授都給周總理做過翻譯。當時,周總理和陳毅副總理提出盡快培養阿語和小語種干部,我是第一批入北大學阿語的高中畢業生。如今,外交部已擁有一支相當規模的阿語人才隊伍。
      遞完國書,王大使正式開始對外工作,很快和蘇丹外長赫爾成了好朋友。赫爾是蘇丹著名律師,無黨派人士,在政界和社會上層很有影響。阿布德政府是軍人政權,為標榜民主,吸收技術官僚入閣。赫爾是軍政權對外政策的軍師智囊,受到將軍們的尊重。他出生于喀土穆以北獻地望族,身材瘦高,不修邊幅,西裝和領帶松松垮垮,有時鞋帶也不系緊。外長皮膚棕褐色,臉上兩頰各橫向劃有長而寬的三條刀痕,這是他的部落標志。據說過去部落之間打仗,為避免傷害同族,從小在臉上刻標記。這種風俗保留至上世紀中期。赫爾談非洲、阿拉伯地區形勢,有強烈的民族愛國意識。他看問題的角度和立場絕對站在蘇丹的根本利益之上,對形勢變化和地區問題的看法,則或多或少帶有西方觀點。蘇丹并非處于非洲阿拉伯斗爭的旋渦之中,看問題比較客觀。
       赫爾說,中國有臺灣問題,我們有南蘇丹問題,背后都有大的國際勢力作祟。談到接受外援,王大使強調要自力更生,西方援助往往附加條件。赫爾說,你說得對,但像蘇丹這樣剛剛獨立不久的不發達國家,全靠自己樣樣從頭做是不可能的,我們接受外援,一只眼睛盯住援助,另一只眼睛盯住陰謀詭計。蘇丹經濟落后,殖民形式的經濟結構不可能短期改變,需要資金發展經濟。
      赫爾對中國友好。陳毅副總理訪問非洲國家,夜過喀土穆,提出同赫爾外長見面談談。當時通過官方渠道來不及聯系了,使館派我去赫爾住宅直接約見。赫爾穿著睡袍,戴著眼鏡,光腳穿著拖鞋親自開門。我說明情況后,他立刻前去會見陳副總理。

                                ■聽馬赫迪后代講家史■
      19世紀初葉,以蘇丹民族英雄馬赫迪為首的安薩教派武裝起義抗英。失敗后,馬赫迪遺腹子阿布杜勒·拉赫曼·馬赫迪繼續反英直至蘇丹獨立。建館時,安薩教派領袖是馬赫迪的后代西迪克·馬赫迪,王大使到任不久即拜會了他。西迪克的兒子薩迪克畢業于劍橋大學,回國后參與烏瑪黨的活動,反對軍人獨裁,要求民主,是安薩教派新一代的領軍人物。王大使和他交了朋友,提出請他講馬赫迪起義。薩迪克欣然同意,邀請我們到他的家中做客。馬赫迪府邸坐落在奧杜曼城。
     太陽落山前,大家圍坐在院中樹下,圓桌上放有紅茶。薩迪克說,過去在學校公共場合講過蘇丹反殖斗爭,今天中國朋友到我家來,聽我講祖輩的反殖斗爭,我非常高興,說明中國是我們真誠的朋友。他首先介紹蘇丹淪為英殖民地的背景,然后重點講馬赫迪起義,整個談話以反殖為主線,立場分明,條理清晰,有些情況在書中是讀不到的。王大使讓調研室把談話整理成冊,這是少有的深入第一線掌握第一手資料的外交調研,體現了老一代大使嚴謹扎實的工作作風。
      教長西迪克·馬赫迪過世的消息,是大使司機從市面上的動靜發現的,當時人群車輛擁往奧杜曼城。王大使即驅車前往吊唁。中國大使是第一位到場吊唁的外國使節,格外引起注意。根據伊斯蘭禮節,得到親朋好友過世的消息即刻前往吊唁,是對逝者及其家人的尊重,也說明是逝者情誼至深的朋友。馬赫迪家族對中國大使到來深表謝意。
      奧杜曼城內有座博物館陳列了馬赫迪起義時期用過的武器、網狀盔甲等物品。走近一個玻璃罩著的櫥柜,意外發現一件有些發暗的金黃色的中國馬褂,無立領的圓形領口。原來這是當年慈禧太后獎勵鎮壓太平天國起義軍有功的洋槍隊司令英國人戈登中校的一件御制黃馬褂。戈登離開中國后,英帝國把他派到蘇丹任總督鎮壓馬赫迪起義。起義軍攻入喀土穆總督府(今共和國宮)用長矛刺殺了戈登。在共和國宮走廊墻壁上掛著一幅油畫,栩栩如生地描繪戈登被起義軍圍困在總督府的樓梯上的情景。蘇丹朋友說,我們的先輩為中國起義軍報了仇。

                                 ■親歷南蘇丹黑人暴動■
      建館第二年的一天上午,我同大使司機老趙上街辦事,剛走出一家商店,突然聽到震耳欲聾的叫喊聲。只見前面不遠處,數以千計的南蘇丹黑人手持棍棒、鐵條和石頭,打砸兩旁玻璃,路燈見一個砸一個。街上行人急忙向樓內躲避。黑人用棍棒打汽車,特別是外國人的汽車。當局出動騎警,用大棒驅趕人群,施放催淚彈。一枚催淚彈落在我們身邊爆破,發出刺鼻白色濃煙,老趙和我兩眼頓時流淚。怎么辦?說時遲那時快,老趙拽著我跑向汽車,拉開車門緊急打火,我沖進前排旁座,還未坐定,車子已沖出去。此時有黑人追上來打車尾后備廂,由于車速快,前面黑人怕挨撞,閃開了一條路。老趙見岔路急轉彎駛入小道,加速向使館開去。使館同志已經聽說市中心黑人鬧事,擔心我倆的安全,又不能上街尋人。我們的車開進使館,大家松了口氣,圍上來說:你們好懸呀。后來聽說波蘭使館參贊在自家門前被石頭打破頭。我有生第一次經歷這個場面,手足失措,完全是個書呆子。司機趙善理出身貧寒,從小在車行打工,曾給韋國清上將開車。他平時言語不多,但臨危不亂,關鍵時刻機敏果斷。
       為了解南蘇丹黑人問題,使館借到一部描寫南蘇丹人的小電影,對南蘇丹人文景觀略知一二:蘇丹九個行省中南方占三個,居民為非洲黑人血統,多部落群,信奉天主教。源自坦桑維多利亞湖的青尼羅河流經南部,叢林茂密,多沼澤地,部落人赤身裸體在原始森林中以狩獵為生。我在喀土穆街頭看到的南蘇丹黑人,幾乎全是干粗活的壯工,烈日炎炎下靠手舉肩扛把水泥和磚瓦木料運上高層建筑,主食是經過發酵制作的高粱,吃到水煮的牛內臟已是一頓美餐。
       20世紀70年代初,蘇丹元首尼邁里主席訪華,曾同毛主席談到南蘇丹問題。毛主席說南蘇丹人口并不多(當時南方人口900多萬,占蘇丹總人口三分之一),要發展南方經濟,堅持民族平等團結。南北戰事持續多年,2011年,南蘇丹共和國宣告獨立。

                                        ■周總理訪問蘇丹■
      1963年12月13日至1964年2月5日,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副總理出訪非洲十國,首次提出中國同阿拉伯和非洲國家建立友好關系的五項原則,以及中國對外援助八項原則。蘇丹是周總理訪非的第八個國家,官方熱情接待。周總理和蘇丹元首會談,訪問產棉區,離開時蘇丹百姓夾道歡送,總理站在敞篷車上向群眾揮手致意。陳毅副總理對這次具有歷史意義的出訪給予高度評價:“此行不虛,由此為證。”
      周總理和陳老總來訪,是使館頭等大事。全體館員出動,輪流值班去機場看守總理專機。周總理和陳毅副總理住在共和國宮。我作為聯絡員住在宮里,隨時同接待方官員保持聯系,那幾夜基本沒合眼。
      同蘇丹領導人阿布德中將舉行會談時,為尊重對方講阿拉伯語,要我當翻譯。我沒有思想準備,自己做事務性工作方面的翻譯尚可,怎能做政治會談翻譯?“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沒有商量余地,只能硬著頭皮上。我緊張極了,總理說的話我聽得清楚,阿布德將軍講官方阿語我也能聽懂,但當他激動起來語速很快還夾著土語時,我懵了。從來沒有給國家領導人當過翻譯,水平低,既無經驗也無技巧,也不敢要求對方再說一遍。這時冀朝鑄同志坐了過來,用英語翻譯,幫我解了圍。我羞愧難當,坐在一旁,心中特別不是滋味。國宴時,周總理和阿布德的講話都有稿子,我只需“照本宣科”。回想會談時沒有完成任務,很感不安,但又很興奮,因為給周總理當過翻譯了。
      時間過了0時,共和國宮二層樓一間寬大的房屋尚未熄燈,燈光透過白色百葉窗照在走廊上,那是總理的臥室。總理離開北京近20天了,旅途勞頓,每天會談參觀,深夜仍閱讀文件思考工作。我方警衛人員晝夜值班,他們之間也常問,總理太累了怎么還不休息?等到總理屋內燈熄了,他們才坐下來輪流打個盹。
      第二天凌晨,天蒙蒙亮,共和國宮前的尼羅河兩岸一片寂靜,河水緩緩地向北流去,大地還在沉睡中,此時是凌晨4點。我們看見總理已站在走廊,面向尼羅河,身披中山裝,活動手臂,在做晨練。警衛立即走上前去說:我們去叫醒陳老總吧。周總理立即阻止,并輕聲地說:“讓他多睡會兒吧。”總理也只睡了不到四個小時。這一幕,生動感人,觸動了我內心深處,永生難忘。總理精力過人,嚴于律己,體貼入微地關心老戰友。這短短簡單的一句話,包含了多么深厚的革命友誼和情懷,這是貫穿總理一生的美德。
      周總理在非洲享有崇高聲譽。早在20世紀50年代,我參加亞非人民團結大會工作時,在開羅街頭聽到埃及百姓高呼“周恩來!周恩來!”的名字。60年代,屈武率領上海雜技團到蘇丹訪問演出,游覽喀土穆商業街,街道兩旁行人駐足招手歡迎。有一群人高喊:“周恩來!周恩來!”在亞非人民心目中,周恩來就是新中國,周恩來的形象就是新中國的形象。他的名字超越國界,跨越亞洲,響徹在非洲城市的上空。
      總理在蘇丹的時候,時值涼爽季節,白天萬里無云氣溫仍高,使館熬了綠豆湯給代表團解暑。總理和陳老總的衣服拿回使館清洗。他們的內衣已經穿得很舊了,陳老總的文化衫上面有洞。使館女同事洗著衣服深情地說,看看,我們的領導出國還穿舊的破了洞的衣服。陳老總說話不多,同代表團成員交流看法時,我在旁觀察,他有剛直果斷的將帥風度,一身正氣。陳老總敬重周總理,有時二人談笑風生,在緊張工作中出現了輕快放松的氣氛。
       新中國培養年輕一代外交官,把他們派往亞非拉艱苦地區,經受鍛煉,增長知識和才干。我在蘇丹一干就是六年,開闊了眼界,增長了知識,不僅看到蘇丹的政治和社會生活,又透過蘇丹看阿拉伯國家外交和西方外交,這是學習國際政治和外交業務極具實踐意義的生動大課堂。
      蘇丹是我從事外交工作的啟蒙地,六年的喀土穆生活使我對這塊土地和人民懷有一種特殊情懷。后來,在也門、伊拉克和沙特使館工作,蘇丹大使都是我的好朋友。蘇丹駐伊拉克大使在海灣戰爭中留守巴格達,患白血病不治故去。每當看到他贈送的黑木雕刻小象和蛇皮便鞋,就會想起他真摯友好的音容笑貌。
      在蘇丹建館的故事,是新中國外交史冊的點點滴滴,反映出外交工作中所需要的各種素質和才干。如今,中國外交已登上大國外交舞臺,國際形勢日趨復雜,挑戰無處不在。祝愿我們的外交事業風雨無阻,大展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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