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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的周恩來
來源:《黨史博覽》2013年第6期  作者:楊發金  點擊次數:2177
     茫茫人海中,有些人去世后不久便被人忘記;有些人活著時便被人忘記,甚至被人厭惡。然而,還有一些人,他們永遠不會被人忘記,他們永遠活在人們的心中,周恩來便是其中之一。

■我心中的周恩來■
      周恩來這個名字進入我的心里,最早是通過老農民的議論。1948年4月、5月,周恩來隨中共中央機關曾到過我的家鄉河北省阜平縣,村里的農民經常懷著崇敬的心情議論他。這些議論,在我幼小的心靈扎了根。
      1952年我上小學之后,周恩來這個名字便通過政治課和歷史課進入我的心里。1958年,我進入阜平中學讀書,周恩來的名字和形象通過包括新聞紀錄片在內的更多途徑進入我的心里。老師們以崇敬的心情繪聲繪色地介紹周恩來的傳奇經歷,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64年9月,我考上了周恩來提議創辦的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以下簡稱“二外”)。一個月后,二外新生參加了新中國成立15周年的天安門國慶聯歡晚會。當時我站在金水橋前的灰色觀禮臺上,第一次看見周恩來。1965年5月1日和10月1日,在節日的游行隊伍中,我兩次看見了天安門城樓上的周恩來。但是,我從來沒有想到能夠近距離看到他。
      1966年5月“文革”初期,北京高校師生分成造反派和保皇派。兩派鬧得不可開交,大字報滿天飛,教學活動受到嚴重干擾。為了盡可能縮小社會影響,中央領導決定避開高校密集的西郊,深入到高校相對較少的東郊接觸群眾,了解基層情況。劉少奇到北京建工學院,康生與江青到北京廣播學院,周恩來則選擇了二外。
        7月24日的清晨,我們居住的11號樓408室的丁小兵同學大聲喊:“周總理來了!”我說:“不可能,周總理怎么會來二外?”一邊說著,我們六個學生一起擠到窗口,果然看見周總理正在樓下看墻上的大字報,有幾個人站在他身旁。我們急忙下樓,向周總理跑過去。我離周總理有兩三米,見他身著灰色中山裝,腳穿黑布鞋。他出國訪問剛剛歸來,一大早就來看大字報,顯得有些疲倦。他向我們這些學生熱情地打招呼。一時間,五四運動、巴黎黨支部、黃埔軍校、南昌起義、萬里長征、西安事變、重慶談判、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抗美援朝、日內瓦會議、亞非會議、邢臺地震……歷史的一幕幕在我腦海里迅速閃過。這就是周總理,現在就在我眼前,我竟然激動得忘了向他問好。人越圍越多,于是周總理提議到大禮堂見面。
      周總理連續來了五天,每次都令人心情激動。他和師生一起坐在小板凳上聽辯論,一起到學生食堂吃飯,一起探討“文化大革命”,一起高唱革命歌曲。他身為共和國總理,絲毫沒有架子,始終以普通人的身份置身于群眾之中。沒有戒嚴,沒有興師動眾,師生們都覺得他特別和藹,特別親切,具有極大的親和力和凝聚力。與他接觸,幾分鐘之內就被他的魅力吸引住了。我還記得7月29日,他最后一次來到二外時,傳達了毛主席“斗批改”的指示,宣布撤走工作組,提出了要師生團結的希望。
      “文革”使全國陷入極度混亂狀態,盡管周總理和他的許多老朋友一樣處境艱難,但他一直在為國家為人民夜以繼日地工作,一直在為保護干部和群眾嘔心瀝血,一直在與“四人幫”一伙巧妙周旋。但“四人幫”并不放過他,什么“二月逆流”“批林批孔”“蝸牛事件”“伍豪事件”等等,一次又一次地對他進行無情打擊。他積勞成疾,終患絕癥。1976年1月8日,周總理與世長辭。“四人幫”一伙又極力壓低葬禮規格,壓制民眾的悼念活動。4月5日,終于爆發了震驚世界的“天安門事件”。
       我是1975年11月調入外交部的。周總理去世時,我悲痛萬分,好幾個夜晚不能入睡。“四五”期間,我每天都去天安門廣場悼念周總理,一待就是半天。4月1日,我和禮賓司、北美大洋洲司、領事司、條法司、國際司、翻譯室的50多人去天安門廣場悼念周總理。此前,大家推薦我撰寫悼詞,我花了一天時間寫出了一篇8000字的悼文,訴說周總理的豐功偉績,怒斥對周總理的不公之舉。我們從外交部街出發,步行到天安門廣場,在紀念碑下排成五排。我走到前面大聲宣讀悼文。剛念第一段,隊伍里的同志們已失聲痛哭。我繼續喊出我的心聲。圍觀的人越來越多,以至于念完悼詞之后,我們很難離開。
     第二天,我又與親朋好友兩次去天安門廣場悼念總理并宣讀同一份悼詞,引起有關人員的注意。后來,他們把我當成報紙上指責的“小平頭,戴黑眼鏡的人”進行追查。
      從事外交工作之后,我接觸到新中國成立以來周恩來對中國外交事業的許多開創性的指示,深感周恩來考慮之周到,思維之細密,策略之靈活,視野之高遠,為一般人所不及。他在我心中的形象越來越高大,他的光輝照亮了我的工作之路。

■親人心中的周恩來■
      我的親人,可以說個個都是周恩來的崇敬者。

      我的父親楊德清是1935年入黨的老黨員,對周恩來懷有深厚的感情。20世紀50年代初,我家的墻壁上貼著一幅60多位國家領導人的頭像畫,最上面一排是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等。村里人坐在我家炕上,父親指著周恩來的頭像,講他在西安事變中發揮的巨大作用。這情景至今還在我的腦海里,當時我才6歲。 1964年,我讀高中三年級,學習成績不錯,但政治上懵懵懂懂。那時最愛看《上甘嶺》一類的戰斗片和《寂靜的山林》一類的反特片。一天晚上,我從學校回家,正好碰上放映電影。那時鄉下放電影是件大事,像過節一樣。同學趙彥生叫我一起去看。我問放什么電影,他說是紀錄片《周恩來訪問十四國》。我說不看紀錄片,沒有意思。這話正好被父親聽見了,他把我叫回家里狠狠批評了一頓。他說:“周總理是我們國家的總理,他出國訪問,自然是為了我們國家好,你怎么說沒意思呢?你既不要求入團,也不要求入黨,思想太落后了,必須改正。如果不改正,即使考上大學,也不會有出息。”那時父親任村黨支部書記,他的批評表明了一個農民對周恩來的樸素感情。

      我的岳父佟錚是1937年入黨的老干部。他是東北軍學兵隊的手槍隊員,秘密參加了抗日組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在西安事變中執行過活捉蔣介石的任務。他親身感受到周恩來在解決西安事變過程中的特殊作用。事變之后,學兵隊因“思想左傾”被遣散,他輾轉至太原參加了八路軍。他對周恩來有一種特殊的感情。新中國成立后,他一直在北京市建筑口工作,曾任北京市建委常務副主任、市委城建部部長,多次當面向周總理匯報過工作。“文革”末期,周總理還過問對他的工作安排。1976年,周總理逝世,他參加了遺體告別儀式。回家后,他心情沉重,幾乎一天不講話。臨睡前,他自言自語:“周總理是我最敬重的人,今后再也看不到周總理了。”
      我哥哥楊發珍1966年畢業于北京理工大學,后成為高級工程師。他搞科研工作,對政治也極為關注。1967年,已經有人公開反對周總理。他說:“周恩來在中國社會基礎雄厚,誰反對周總理,誰就將死無葬身之地。”
      我的表哥曹玉文1966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后來成為哲學系博士生導師。1967年我從二外到北大看望他。他對我說:“周總理愛護學生,維護大局,真是苦心用盡。兩派中人如果有他百分之一的水平,就不至于互相殘殺了。周總理看到眼前的內戰局面,一定非常痛心。”
      我的妻子佟曉瑩曾是北京八一學校的學生,參加過幾次周總理在北京機場舉行的歡迎外賓儀式,被安排向主賓獻花。1957年11月,北京已進入冬天,她卻身著裙子久久等待。她向阿富汗首相達烏德獻上鮮花后,向周總理致敬。周總理拉住她的手,問:“冷不冷?”她不假思索地說:“冷。”周總理微笑著說:“好啊,實事求是啊。”事后,有人說她應該回答不冷,她說:“周總理還夸我說實話呢。”周總理拉著她的手與達烏德首相的合影見報后,她成了學校的小明星。她把這張合影作為至愛保存至今。
      我的親人很多,他們都衷心愛戴周總理。

■國際友人心中的周恩來■
     我調入外交部不久即被派往中國駐古巴大使館工作,此后又在中國駐阿根廷、西班牙、厄瓜多爾、秘魯、烏拉圭和巴拿馬的大使館、總領事館和商務代表處任職,長達18個年頭,從而結識了許多上層人士。我認識的友人,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是周恩來的仰慕者。
      1989年4月上旬,當時正在競選阿根廷總統的拉里奧哈省長卡洛斯·梅內姆對我說:“感謝新聞官先生參加我的政治活動。我很敬重中國的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領導人。他們都是改天換地的領袖,了不起。我也要改變阿根廷。”梅內姆競選獲勝,自1989年7月至1999年12月連任兩屆總統。
     1994年2月7日,我拜會西班牙巴塞羅那市長帕斯瓜爾·馬拉加爾。談完公務之后聊起天來,他說:“在中國的領導人中,周恩來的思想是很開放的。從1954年日內瓦會議起,他就成了舉世矚目的人物,他的舉止、氣質令許多國際知名人士為之傾倒,以至于肯尼迪夫人杰奎琳向英國作家韓素音提議為周恩來撰寫傳記,那時周恩來還在世,由此可見周恩來個人魅力之大。”
      1997年11月3日,我拜會厄瓜多爾民主左派黨主席羅德里格·博爾哈(1988年8月至1992年8月任總統)。他表示:“我很欽佩周恩來的外交風度,他的言談舉止都透露出大國風范。他的胸襟,他的神采,那是學都學不來的,那是中國幾千年文化積淀成的特有的結晶。”
      2000年12月27日,我拜會秘魯人民黨創始人貝朗德·特里(曾兩任秘魯總統)。他說:“我任職期間未能與中國高層領導會面,但周恩來我是知道的。他的熱情,他的靈活,他的好客與大度,他的談判能力與堅持大局的原則性,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連美國總統尼克松都敬重他。”
     2003年9月18日,巴拿馬大學教授阿里斯蒂德斯·羅約(1978年至1982年任巴拿馬總統)對我說:“周恩來在巴拿馬學生界影響極大,他在1960年11月宴請古巴國家銀行行長格瓦拉的照片在巴拿馬報紙登出后,學生們目睹了他的風采。一看他就是個有文化的人,是個大知識分子,但是沒有想到他還是一位軍事家和搞經濟的能手。1976年初他去世的時候,我們都很悲痛。”
      2004年4月22日,危地馬拉前總統豪爾赫·塞拉諾·埃利阿斯對我說:“危地馬拉人民尊敬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中國領袖,他們是為中國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同時也關注拉美國家的絕大多數人的利益。他們追求歷史的公正,并為此奮斗一生。危地馬拉人民尊敬毛澤東和周恩來。”
      2007年9月29日,巴拿馬總統顧問雷依納爾多·里維拉訪問天津時,要求參觀周恩來紀念館。里維拉一進紀念館大門就向周恩來塑像獻了一束花。他仔細觀看每一張照片和每一段文字,足足看了兩個小時,并不停地提問題。在看到人們自發地站在十里長街淚送總理靈車的短片時,他掉了淚。里維拉說:“我從9歲就開始關注中國。上大學的時候,我是學生隊伍中的左翼,我創建了正在執政的民主左派黨,現在我是黨內的左派。50多年來,一直把中國當作我向往的地方。今天終于如愿。參觀了周恩來紀念館,我明白了中國為什么能夠在1949年獨立,能夠在1978年開放,為什么今天如此強大,而且今后會更強大。這是與周恩來卓絕的貢獻分不開的。周恩來是中國的財富,是中國的驕傲,也是世界的驕傲,周恩來屬于全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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