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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女子大學的地下黨
來源:《黨史博覽》2014年第4期  作者:錢煥琦  點擊次數:2997
■一■
      抗戰爆發后,金陵女子大學(簡稱“金女大”)由南京遷至成都辦學。金女大在成都辦學期間,就曾有學生參與地下黨的工作。1945年春,成都十幾所大學的愛國師生在中共領導下掀起了反蔣的民主運動。來自四川廣安的社會系學生張尚瓊由從延安來成都的共產黨員黃立群(徐特立的外孫女)推薦,加入了地下黨領導的革命群眾外圍組織朝明學識研究社(朝明社),成為該社的一名積極分子,從此踏上了革命的道路。
      張尚瓊回憶說:“記得一個下午,一位在成都《文匯報》《華西晚報》工作的陳子濤同志,經我表兄張永烈(中共黨員)介紹,給我送來一卷包扎好的《新華日報》及其他有關反蔣的材料,并囑我注意保密,不要遺失,還要盡可能地秘密張貼出去,向公眾進行反蔣的宣傳教育。正當我把那卷東西放進我的內衣里時,忽然發覺離我們約百米遠的兩個歪戴帽子的可疑分子向我們走來。我趕緊拿起手中的一本美國畫報翻閱,并把畫報上的英語讀了幾句給陳子濤聽。而陳似乎來不及聽我說什么,卻閃電似的一下子彎下腰來把我緊緊抱住,并親了我的臉。由于我在此以前從未經受過這樣男女親昵的場面,同時又感到突然,所以很反感,當即不愉快地給他打去一記耳光。可他不但不生氣,仍舊抱著我不放。我使勁要推開他時,隱隱約約地聽到有人在我們背后說:‘走,走,光天化日下,在談戀愛嘛!……’陳子濤當即轉身向后一望,立刻放開了我,笑著對我說:‘好了,警報解除了。’他又輕聲細語地對我說:‘在對敵斗爭中的危急時刻,我們可以采取迷糊白狗子的特別措施,是有用的。否則今天我們就會被抓進監牢里去了。’我聽了這些話后,聯想到他對我做出的一時我不理解的突發行動,明白了他原來是一個機警、老練、靈活、勇敢、沉著的革命工作者,一個優秀的可敬可愛的共產黨員!”
       抗戰勝利結束不久,張尚瓊就隨學校回到南京,繼續進行反蔣活動。


■二■

      抗戰勝利后,金女大從成都遷回南京時還沒有黨員,直到1947年吳文安從上海進入金女大,才有了第一個黨員。吳文安居住過的泰州,曾是新四軍的根據地。已經參加地下黨的姑姑常常給她講革命故事,介紹進步書籍。抗戰勝利后,吳文安回到上海就讀于省吾中學。這是圣約翰大學的中共地下黨員辦的一所進步學校。她的班主任來自四明山游擊區,鼓勵學生接受進步思想,并動員吳文安去解放區。高中畢業時,已是地下黨員的同學蔡玲珍建議她報考金陵女子大學。進入金女大后,她一面等待黨派人來接關系,一面盡自己所能為黨工作。1947年底,吳文安被正式批準加入中國共產黨。1948年5月,她發展了王粹珍和王端一入黨,并于8月底成立了黨支部。王粹珍任支部書記,吳文安任組織委員,王端一任宣傳委員。
      1948年9月,曹琬進入金女大,就讀于社會學系。曹琬受父親的影響,于1946年6月在南京參加了隸屬新四軍二師系統的黨的外圍組織“抗日民主青年救國會”,同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就讀金女大后,金女大地下黨支部派王端一按約定的暗號同她接上關系,并給她傳達了毛澤東《關于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內容,要求她在一年級學生中展開活動。此時金女大支部已有4名黨員,聯系金女大支部的是王慧君。
      金女大的學生大多出身富裕家庭,信奉基督教,都比較單純、善良,富有同情心和正義感。她們最明顯的特點就是埋頭讀書、不問政治,要引導她們關心國家大事,了解社會現實,認清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本質,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可以說是相當困難的。
      金女大黨支部根據學生的不同覺悟水平組織不同層次的活動。一是通過學生會公開的活動,如組織民歌社、出版墻報、開辦工友夜校等形式,廣泛吸收學生參加。二是組織讀書會,如實踐社、拓荒社等。讀書會經常介紹一些書籍給大家,如《大眾哲學》《西行漫記》等一批公開出版讀物,并在她們中間秘密傳閱《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參加讀書會的都是思想比較進步的同學,可以從中發現和培養積極分子。三是有選擇地參加一些宗教“團契”活動,便于與一部分篤信基督教的同學聯絡感情,打成一片,了解她們的思想動態,逐步影響她們。四是推出社會系的李振坤競選學生會主席。李振坤性格開朗,聰穎活躍,熱心公共事務,不同信仰的學生都覺得她可以信賴。當時,李振坤要求進步,組織上有意識地暫緩吸收她入黨,讓這位大家都能接受的進步同學為黨多做些工作。
除了這些群眾性的集體活動外,更多的是進行個別接觸,開展談心活動,交流思想,建立感情。黨支部經常分析群眾情況,分工聯系一些積極分子,時機成熟時就吸收入黨。從1947年秋到1949年4月南京解放,金女大中共地下黨支部就先后發展了白秀珍、李植澄、段玫、何乾三、曾曼西、洪范、何靄兮、魯潔等12人入黨。其中有4人是由吳文安直接介紹入黨的。


■三■

     1948年5月21日晚,中共南京地下黨領導南京各大專院校學生在中央大學組織了紀念“五二○”周年晚會。國民黨特務在會場上搗亂,散會后還抓了金女大和中央大學的學生,激起了學生們的公憤。大家紛紛罷課,游行示威,包圍了國民黨的特務機關——青年部,以抗議國民黨特務的暴行。示威學生把“中國國民黨執行委員會青年部”的牌子用黑漆改寫成“中國刮民黨暴行委員會猜■部”,高喊抗議國民黨的口號,高唱“團結就是力量……向著法西斯蒂開火,讓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22日,金女大的部分學生第一次走出校門參加了游行示威。迫于壓力,國民黨特務機關釋放了被捕學生。
      1948年秋冬,由于國民黨對進步學生進行大逮捕,形勢惡化,組織上決定將暴露的黨員和積極分子陸續撤退到蘇北或皖北解放區。王端一和洪范參加的公開活動比較多,所以組織決定讓她們首批撤退。當時徐麗麗(徐悲鴻之女,后改名徐靜斐)追求進步,要求靠攏組織。1948年底,她母親蔣碧薇要帶她到臺灣去,飛機票都買好了。徐麗麗卻向曹琬表示非常想離開這個家庭。曹琬立即將此情況向組織匯報,決定幫助她撤退到解放區。其時,徐麗麗已隨母親到了上海,但還同曹琬保持聯系。這時洪范也被父母帶到上海準備南遷。在王端一撤退前夕,李振坤、吳文安去上海分別通知徐麗麗、洪范秘密回到南京。徐麗麗由曹琬掩護,洪范住在李植澄家。走的那一天,曹琬護送徐麗麗坐三輪車到中華門火車站,與王端一、洪范會合后坐火車去蕪湖。當時統一口徑,如果有人盤問,就說到曹琬外婆家去玩。她們還約定,必須見到王端一手上拿一張報紙,才可以上車。她們三人平安地撤退到了解放區。王端一走后,組織上決定由曹接替她的工作,擔任黨支部宣傳委員和學生會學習部長。
     經過黨支部的努力,至解放前夕金女大有近三分之一的同學留在學校迎接解放。


■四■

      1949年4月1日,南京爆發了“四一”運動,學生們喊出了“立即釋放被捕同學”“反內戰,要和平,爭民主”的口號。金女大學生繼1948年“五二○”周年紀念后,又一次走向街頭,投身學生運動。“四一”運動開始后,王粹珍傳達上級黨組織的意見,為了避免不必要的犧牲,希望學生最好在校內活動。但以李振坤為首的一批積極分子情緒激昂,決心走出學校。組織上同意了大家的要求,并指示黨員要積極引導,所以黨員后來都參加了,而且走在隊伍的前面。同學們一路上高喊口號,不斷向群眾開展宣傳,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同情和支持。游行隊伍回到學校后,同學們躺在草坪上,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中。突然,金陵大學的同學傳來劇專、中大有同學被打死、打傷的消息。曹琬趕快去找王粹珍,把這個消息傳達給參加游行的同學,讓大家注意。同學們很快就組織了慰問隊,到鼓樓醫院和中大醫院慰問。
     隨著解放軍的節節勝利,學校面臨著留與遷的選擇,校長吳貽芳最后頂住了蔣介石、宋美齡的壓力留了下來,當時去臺灣的機票都送給她了。這除了她本人的明智選擇外,也與一些進步教師的影響以及他們所做的工作分不開,如中文系的陳中凡、吳組緗、劉開榮,數學系的李緒文,歷史系的王拭,地理系的劉恩蘭,外語系的潘曜泉等。他們和支部的黨員都有比較好的師生情誼。曹琬參加社會活動缺了很多課,陳中凡老師常常給她單獨補課;支部書記王粹珍因工作之需,經常曠課,按規定學校要給她除名,通過這些老師做工作,吳貽芳校長收回了成命。
      4月22日,即南京解放的前一天,上級黨組織通知支部準備迎接解放軍入城。為了這一天的到來,她們早就做了準備,如學扭秧歌、學打腰鼓、編唱快板等。這一夜,十幾位同學聚集在劉開榮老師家,寫標語、做紅旗。后來,她們又集中到南山宿舍,談笑風生,一夜無眠。快天亮時,她們看到了信號彈,那種激動的心情是無法用語言來描述的。同學們一早提著糨糊桶,帶著標語,扭著秧歌,呼著口號,一路奔到挹江門,迎面遇上了進城的解放軍,許多人都流下了激動的淚水。
      南京解放后的一段時期,教會學校沒有被政府接管,黨組織還是在秘密狀態下開展工作。當時直接領導金女大黨支部的是徐敏(江渭清夫人),開會經常都是到她家里去。1949年暑期后,吳文安和李植澄調團市委工作;段玫、何乾三、何靄兮等先后離校、參軍;曾曼西去了北京;王粹珍、白秀珍和曹琬留在了學校。不久,王粹珍調到北京團中央,白秀珍去金女大附中任教,黨的力量已經不能適應形勢的需要。上級領導及時作出籌建團支部的決定,曹琬擔任了金女大第一屆團支部書記。在斗爭中涌現的一大批積極分子被吸收入團,這以后許多任務主要依靠團組織來開展。在參軍參干、抗美援朝、反侮辱、反誹謗等活動中,廣大團員發揮了骨干作用。
      1949年秋,黨支部在金女大公開。


■五■

      1950年11月,金女大社會系教授費睿思(美國人),在批改醫預科一年級學生李蕓本的英文作業時,為美國侵略朝鮮辯解。李振坤就此事致信學校學生會,曹琬立即將此情況向學區黨委和大專分團委作了匯報。不久,在曹琬去參加南京市第一次人民代表會議期間,市委決定把她抽回學校開展運動。因為金女大黨支部是學生支部,對校方和老師無法直接開展工作,就由市委派出的工作組駐校直接與校方接觸,并統一協調行動。爭取吳貽芳校長的工作則是由學區黨委楊致平親自負責的。
      抗美援朝運動開展起來以后,全國各階層人民多數對美國侵略者同仇敵愾,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存在著親美、崇美、恐美思想,這在長期受美國教會資助的教會學校中表現尤為突出。為了推動這場斗爭,金女大組織了控訴團,在全市召開了多場控訴大會,李振坤等人還去外地進行控訴。同學們聲淚俱下的控訴,激發了大家對美帝侵略罪行的痛恨和高漲的愛國熱情。《人民日報》社論對此事也作了報道:“以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為前導,開展了深入的反侮辱、反誹謗運動,控訴了美帝國主義的罪惡,批判了親美、崇美、恐美的錯誤思想,提高了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
      在此運動的基礎上,金女大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捐獻活動,很多同學把珠寶、黃金首飾捐出來,把家里的金條、銀圓捐出來,場景十分感人。
      1951年3月,曹琬任專職黨支部書記,不久金女大與金大合并。同年8月底,曹琬奉調到南京市委組織部工作,離開了金女大,結束了她的學生歲月。
     在參與地下黨工作的過程中,無時無刻不充滿著危險,但這些并沒有阻礙金女大的同學們對黨的工作的熱情。正如當年的地下黨員魯潔在回憶這一段崢嶸歲月時所言,書本和生活賦予她的理性,使她“具有一種膽識,毅然拋棄家庭與學校為我們所安排的安逸平坦的道路,而行進于布滿荊棘的途徑”,使她“有勇氣舍棄自己既得的一切,包括寶貴的生命與安全,準備為大眾的幸福而奉獻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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