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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懷元帥的軍事謀略
來源:《黨史博覽》2014年第7期  作者:夏明星 彭喜峰  點擊次數:1914
      作為人民軍隊的一員名將,彭德懷親歷過20世紀中國的各種軍事斗爭,他的軍旅生涯簡直就是開國將帥們探索、追求、奮進的一面鏡子:1916年3月,投身湘軍一干近10年,出沒于軍閥混戰的硝煙中;1926年7月,所在湘軍部隊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浴血在北伐戰爭的烽火里;1928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7月在湖南平江發動武裝起義任紅五軍軍長,逐步成長為紅一方面軍司令員;1937年9月以后,作為八路軍首腦人物之一,在華北大地與日軍周旋多年;1947年3月,出任西北野戰兵團統帥,操勞西北解放戰事;1950年10月、12月,先后任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員兼政委、中朝聯軍司令員兼政委,率軍經血戰大敗美軍領銜的“聯合國軍”;1952年7月,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襄助中樞決勝臺灣海峽。
       在漫長的軍旅生涯中,在和國內外各種對手的較量中,彭德懷從舊軍隊中的普通一兵成長為一位開國元帥。在橫戈馬上、襄助中樞的歷程中,他展現出了令人嘆服的軍事謀略。


■圍城打援,一舉兩得■

      “圍魏救趙”,是“三十六計”中的第二計。對于這段典故,彭德懷并不陌生。后世“圍城打援”的戰法也當由這里起源。
       在南征北戰的歲月中,彭德懷極善“圍城打援”,以求既攻城克堅,又殲滅敵方援兵,一舉兩得。
      1948年1月初,在西北野戰軍司令部討論戰略進攻方向時,彭德懷提出轉入外線作戰,南出陜中:“我們是打宜川,調洛川(敵人);殲滅劉戡,收復延安。”宜川東依黃河,西連洛川、鄜縣(今富縣),是陜東戰略要地,胡宗南視之為關中屏障,在這里設有兵站,由整編第七十六師一部(第二十四旅)防守。延安仍被敵占,由整編第十七師兩個旅駐守;在延安、宜川之間,整編二十九軍軍長劉戡指揮兩個整編師集結于洛川一帶地區機動,以便北援延安,東援宜川,阻止西北野戰軍南下,企圖實現其所謂“監視三面”的目的。1月底,彭德懷在米脂縣呂家溝召開野戰軍旅以上干部會議。會議確定進行宜川戰役:以一部兵力猛攻宜川,調動洛川等處敵軍來援;先集中兵力在運動中殲滅援敵,然后再奪城。為確保援敵欲罷不能和打援成功,他明確提出:“在戰術上,攻城部隊應積極動作,但勿急克,逼敵馳援;打援部隊應發揚英勇頑強的戰斗作風,速戰速決。”
       在部署攻打宜川的同時,彭德懷即著手進行打援的準備。他依據偵察的材料,分析敵軍從洛川等地增援宜川,可能走三條路線:一是經瓦子街到宜川。這是條公路,便于大部隊機動,距離近,增援快,可迅速解宜川之圍,但有遭野戰軍伏擊的顧慮。二是經石堡(黃龍)到宜川。雖也是一條公路,但路況差、距離遠,不利于速援。三是沿第一條道路以北的進士廟梁到宜川。這是條山間小路,地形復雜,重武器不易通過。
       彭德懷在野戰軍司令部分析了敵人的行軍路線。他深知胡宗南志大才疏,非常肯定地說:“根據敵軍過去的作戰行動規律,劉戡從自身的安危出發,是會走小路的。但下命令的是胡宗南,不是劉戡。……此人又主觀成性,對下驕橫,必然命令劉戡經第一條道路馳援。”
       宜川城地勢險峻,多懸崖絕壁,不易攀登。城西是外七郎山,與內七郎山相連,被城墻與壕溝隔斷。正北是老虎山,西北是太子山,東南是鳳翅山,都高達百米,形成天然屏障,是個易守難攻之地。此前,胡宗南視察宜川時,曾狂妄地對劉戡說:“要打兩個仗,一面堅守宜川,共軍攻城就消滅它一部,援軍出動在外線再消滅它一部。”胡宗南的狂妄計劃,與彭德懷的“圍城打援”正好針鋒相對。
       2月24日,西北野戰軍攻城部隊完成對宜川城的包圍;27日,占領了宜川外圍主要據點,就等敵軍來援。一切不出彭德懷意料,胡宗南接到宜川守敵求援信號,火速下令劉戡指揮兩個整編師即日前往解圍。劉戡接到命令后,連會都沒有來得及召開,就下達出發命令,27日進到瓦子街地區。28日凌晨4時,彭德懷等下令:決于明日拂曉發起總攻,殲滅來援之敵。激戰至3月1日下午4時,西北野戰軍占領了公路兩側全部陣地,國民黨軍兩個整編師全部被殲,劉戡走投無路自殺。
       3月2日,西北野戰軍對宜川守敵發起總攻。3日上午8時,全殲宜川守敵第二十四旅,旅長張漢初被俘。至此,宜川、瓦子街戰役勝利結束,殲滅胡宗南集團共2.9萬多人。接到大捷戰報,毛澤東欣慰不已:“在西北戰場上,這是第一個大勝仗。”“這次勝利改變了西北的形勢,并將影響中原的形勢。”3月13日,蔣介石給胡宗南的“手啟電”則悲嘆:“宜川喪師,不僅為國軍剿匪最大之挫折,而其為無意義之犧牲,良將陣亡,全軍覆沒,悼痛悲哀,情何以堪!”


■聲東擊西,欺敵誤敵■

      “聲東擊西”,是“三十六計”中的第六計。作為軍事大家,毛澤東深諳“聲東擊西”之妙:“我們可以人工地造成敵軍的過失,例如孫子所謂‘示形’之類(示形于東而擊于西,即所謂‘聲東擊西’)。”“錯覺是什么呢?‘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是錯覺之一例。‘聲東擊西’,是造成敵人錯覺之一法。在優越的民眾條件具備,足以封鎖消息時,采用各種欺騙敵人的方法,常能有效地陷敵于判斷錯誤和行動錯誤的苦境,因而喪失其優勢和主動。”
       在長期的軍事實踐中,彭德懷常能“聲東擊西”,成功地欺敵、誤敵。
       1928年8月20日,根據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彭德懷指揮由平江起義武裝組成的紅五軍南下井岡山,準備與朱德、毛澤東指揮的紅四軍取得聯系。9月初,紅五軍南下江西萬載地區受挫,遂折回平江與江西銅鼓、修水三角地區休整。考慮到周邊敵人嚴密防備紅五軍南下,彭德懷決定“采用聲東擊西、欲南先北的策略,以便出敵不意,再上井岡山”。于是,他指揮紅五軍主力突然北上,在湖北通城、通山、九宮山一帶活動,沿途消滅了多股民團、警察,搗毀國民黨縣區政府,向群眾散發沒收的財物,不但擴大了紅五軍的影響,還給敵人留下了“落地生根”的印象。紅五軍在湖北“大鬧天宮”,江西軍閥樂得隔岸觀火,自然放松了戒備。
       一個月后,彭德懷指揮紅五軍突然隱蔽南下,從九宮山經修水返回平江,再取道湖南瀏陽到銅鼓。江西軍閥沒有想到,紅五軍這么快就南下。紅五軍一路勢如破竹,于11月17日攻占萬載。11月下旬,在江西蓮花縣城北大山腳下,紅五軍與紅四軍接上頭,成功實現了上井岡山的愿望,匯入了中國革命的洪流。
        1951年4月28日,抗美援朝第五次戰役已進行了6天,戰場東、西兩線進展不一:擔負戰役牽制任務的東線(由朝鮮人民軍組織)進展不大,西線(由志愿軍為主組織,分為左翼、中路、右翼)右翼集團向南前進了50多公里,解放了“三八線”以南的開城等地,從而使整個戰線形成了由西南逐漸向東北延伸的一條斜線態勢,造成了東線戰場三個南朝鮮師左側翼暴露。這時,彭德懷判斷:西線戰場上,顧慮到國際影響,美軍主力會死守南朝鮮首都漢城,誘志愿軍攻堅予以重大殺傷;相反,東線戰場上,三個南朝鮮師勉強支撐,戰斗力比較弱,中朝聯軍有殲敵機會。于是,彭德懷果斷作出決策:西線戰場左翼、中路兵力向東線轉移,求殲三個南朝鮮師。由于擔心敵人發覺西線志愿軍重兵東移,他精心導演了一出好戲:西線右翼志愿軍第十九兵團在漢城以東、漢江上游實施渡江佯動,朝鮮人民軍第一軍團在漢城以西、漢江下游實施渡江佯動,確保東移的志愿軍第三、第九兵團與朝鮮人民軍第三、第五軍團聚殲三個南朝鮮師。
      “中朝聯軍在東線發起進攻后,部署在西線的第十九兵團三個軍和朝鮮人民軍第一軍團,于5月16日夜以一部兵力在漢城方向和漢江下游實施佯攻,對敵軍陣地進行攻擊。中朝聯軍偽裝成迂回漢城和渡漢江南進的姿態,以迷惑牽制敵人。這是彭德懷預先部署的方案,果然奏效。當人民軍第一軍團派出一部兵力在漢城以西渡江時,‘聯合國軍’十分慌亂,立刻調動兵力迎戰,確實被人民軍向漢城佯動所迷惑。敵人連聲驚呼:‘漢城正面臨著第三次危機。’人民軍的佯動有力地配合了東線中朝聯軍的作戰行動。”結果,東線戰場取得大捷:“中朝聯軍密切配合,17日上午即將南朝鮮軍第三師和第九師退路切斷……驚慌萬狀的敵軍混亂一團,迅速潰散,企圖向東南方向突圍逃竄,但此時退路已被切斷。中朝聯軍密切配合,并肩作戰,對被圍之敵發起猛烈攻擊。19日,將南朝鮮軍第三、第九師兩個師大部殲滅,并繳獲了該兩師的全部重裝備,共殲敵17000余人。”


■拋磚引玉,后發制人■

       “拋磚引玉”,是“三十六計”中的第十七計。這一計重在誘敵深入,后發制人,因此要非常重視“誘敵之法”。誘敵的手段有很多,但最妙的手段,不是“疑似”,而是“類同”,以加深敵人的困惑。所謂“疑似”,就是故意使旌旗參差不齊、金鼓音調雜亂,誘使敵人以為我方士氣低落,大膽前來對陣。由于這種假象可以隨意制造出來,所以是“疑似”。所謂“類同”,就是以遺棄老弱傷兵、糧草輜重,以其為餌,誘使敵人以為我方潰不成軍,大膽前來對陣。由于遺棄老弱傷兵、糧草輜重為軍中重罪,只有真正敗退之敵才會出現這種現象,所以是“類同”。
      在調動強敵創造戰機中,彭德懷善于“拋磚引玉”,以收后發制人之功。
       1947年4月下旬,蔣介石得到西北野戰軍在吳堡、葭縣(今佳縣)、綏德附近活動的“情報”后,遂命令占領延安的胡宗南部迅速北進,命令駐防榆林的鄧寶珊部南下米脂、葭縣策應,企圖將西北野戰軍圍殲,或逼其東渡黃河。胡宗南除派一個旅加強蟠龍鎮的守備外,其余九個旅兵分兩路北上。
       此時,西北野戰軍正隱蔽待機于蟠龍附近。為奪取敵人的物資,同時鍛煉西北野戰軍的攻堅能力,彭德懷決定攻打蟠龍。為進一步迷惑敵人,把敵人主力調遠,彭德懷采取的正是“拋磚引玉”之計。他主動“投敵所好”,以第三五九旅一部配合綏德軍分區兩個警備團,由郭鵬指揮,假扮主力向北撤退,節節抗擊敵人。同時,野戰軍司令部給他們配備了一部電臺和相應的報務、譯電人員。他們一路不斷收報、發報,以迷惑敵人的電臺測向。遵照彭德懷的指示,他們故意在沿途丟棄一些部隊的臂章、舊鞋襪和衣物,制造假象,誘敵加快北上。為不露破綻,有一次當郭鵬向野戰軍司令部匯報當日戰況及到達位置時,彭德懷特意電告:“臂章、符號、鞋襪等物不要丟得太多,多了反而會引起敵人懷疑。因為敵人不是傻瓜。”
       郭鵬所部用成功假扮主力的“類同”之法引誘胡宗南部,成功地吸引了敵九個旅的兵力向北疾進。這時,彭德懷率領西北野戰軍司令部機關,駐扎在同敵人僅隔幾個山頭的新莊(小山村名)。當胡宗南部剛剛過去,他就從炕上一躍而下,說:“‘大路朝天,各走一邊!’敵人向北,我們向南,各走各的路,各辦各的事噢!”命令隊伍立即向蟠龍進發。5月2日晚,就在胡宗南部占領綏德并大吹大擂之時,西北野戰軍打響了蟠龍攻堅戰,全殲守敵,胡宗南挨了當頭一棒!
       1950年11月5日,抗美援朝第一次戰役勝利結束。中朝軍隊把“聯合國軍”從鴨綠江邊趕到了清川江以南,粉碎了麥克阿瑟企圖在感恩節(11月23日)前占領全朝鮮的狂妄計劃。6日,麥克阿瑟下令“聯合國軍”以部分兵力開始試探性進攻,并向全世界放出豪言:要在圣誕節前結束朝鮮戰爭。7日夜,面對優勢裝備敵人的攻勢,彭德懷主持召開志愿軍黨委會,胸有成竹地說:“我的意見,應先避其銳氣,部隊向后撤退30公里左右,目的是故意示弱,迷惑敵人,采取邊打邊退,誘敵深入,分散敵人,尋機殲敵,在運動中消滅敵人,這也是我軍以劣勢裝備戰勝優勢裝備之敵的優良的戰斗作風。”
       于是,志愿軍前線部隊依計行事,以部分兵力節節抗擊,主力向后轉移,并作出“力戰不支”的假象:在西線戰場,放棄德川、飛虎山、博川一線要地,把敵人引過大同江;在東線戰場,放棄第一次戰役中曾重創過敵人的黃草嶺,把敵人引到長津湖畔。在誘敵階段,根據彭德懷指示,志愿軍一線部隊佯裝“怯戰敗退”,北撤中故意在道路上丟棄一些槍支、器材。志愿軍這些好像“真敗”的“類同”之法,促使麥克阿瑟狂妄地作出判斷:志愿軍“最多不超過六七萬人,不是一個不可侮的勢力”。于是,“聯合國軍”大膽北進,于25日全部進至彭德懷預設的戰場。25日黃昏、27日黃昏,西線、東線相繼發起猛烈反擊,鏖戰到12月24日戰役結束,共殲敵3.6萬余人,其中美軍2.4萬余人,基本上扭轉了朝鮮戰局。


■走為上,全師破敵■

      “走為上”,是“三十六計”中的最后一計。這一計重在“全師避敵”,即在不利的形勢下,應該主動避開強敵,先求立于不敗之地,再根據當面敵情決定攻守。
      在與優勢敵人交兵時,彭德懷總能全局在胸,敢采“走為上”之策,化攻為守,以求全師破敵。
      1950年12月31日下午5時,中朝聯軍30多萬人發起第三次戰役。在中朝聯軍的猛烈攻勢下,10多萬“聯合國軍”擁擠在漢江北岸背水作戰,生怕再陷于被殲之命運,遂于1951年1月2日開始全線撤退。20世紀70年代,南朝鮮出版的相關圖書,對美、英等國軍隊的潰退作了淋漓盡致的描述:“聯合國軍士兵扔掉所有重炮、機關槍等支援火器,爬上卡車向南疾馳。車上的人擠得簡直連個小孩子都不能再擠上去了,甚至攜帶步槍的人也寥寥無幾。他們只有一個念頭:把那可怕的敵人甩掉幾英里!拼命跑呀!控制不住的‘后退狂’迅速蔓延開了。”
       這次戰役,中朝聯軍在冰天雪地里忍饑挨凍,連續8晝夜追擊,向南推進了80~110公里,將戰線推進到“三七線”附近,并于1951年1月4日占領南朝鮮首都漢城。
        1月5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用大字標題刊載消息《朝中軍隊發起新攻勢,光復漢城向南疾進!》。
       1月7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登了《全國各地人民歡慶漢城解放》的報道。
      此時,在中朝兩軍內部一些人中,輕敵速勝的思想在迅速滋長,一些人興高采烈地議論“美軍要速逃,美軍要撤退”,“由北向南,一推就完”,“快打,快勝,快回國”等等。
       但是,彭德懷對于敵人的企圖,洞若觀火:因敵軍主力不戰而退,只殲敵1.9萬余人。“如我軍繼續前進,后方補給勢必延長,在敵人狂轟濫炸破壞下,糧食物資供應將會更加困難。從各種情況判斷,敵人顯然是引誘中朝軍隊繼續南進,造成我軍后方供應困難,東西海岸兩側暴露,然后利用其海空軍的優勢,再從我軍側后海岸登陸,對我軍采取南北夾擊,企圖重演仁川港登陸的故技。我們聯軍司令部必須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絕不能鉆進敵人的圈套。”1951年1月7日夜,他頂著各方面壓力,斷然命令前線各軍自8日起停止追擊,占領有利地形,嚴陣以待,防敵反撲,第三次戰役即告結束。
        可是,彭德懷的決定,卻被朝鮮人民軍的蘇聯總顧問質疑。他公開抨擊說:“哪有打了勝仗不追擊敵人的?哪有這樣的司令官呢?”斯大林回電斥責了那個總顧問:“彭德懷是久經考驗的指揮員,他指揮志愿軍打敗了世界上最強大的美軍軍隊。毫無疑義,真理在彭德懷同志這一邊,今后要一切聽彭的指揮。”
       1952年7月,彭德懷受命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他在一次作戰會議上回憶了那次爭論:“我打了一輩子仗,從來沒有害怕過,可是當志愿軍越過‘三八線’一直打到‘三七線’后,我環顧前后左右,確實非常害怕。……我軍打到‘三七線’后已向南前進了幾百公里,本來后方的物資供應線就很難維持,這時敵人更派飛機對我軍運輸線天天猛烈轟炸,使志愿軍的各種物資、糧食彈藥的供應十分困難。空中有敵人飛機炸,地面對著美軍的坦克和大炮,左、右沿海是美軍的艦隊,敵人不下船就可以利用艦炮打我軍。在這種嚴重情況下,志愿軍隨時有遭厄運的可能。我不能把幾十萬軍隊的生命當兒戲,所以必須堅決地停下來,不能再進,并做好抗擊敵人反攻的各種準備。”
        歷史證明,彭德懷采用“走為上”是非常正確的。麥克阿瑟誘中朝聯軍南下未成,即于1月15日開始試探性反攻,1月25日開始大規模反攻。這時,中朝聯軍已休整17天,遂投入抗美援朝第四次戰役,打退了敵人的大規模進攻,殲敵近8萬人,但被迫于3月14日放棄漢城。如果當初一味向南進攻,后果將是不堪設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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