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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抗戰中二三事
來源:《黨史博覽》2014年第10期  作者:張正霞  點擊次數:2007
郭沫若抗戰中二三事
■黨決定了,我就照辦,要我做喇叭,我就做喇叭■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后,在日本的郭沫若處境很危險,必須趕緊秘密離開。
       7月27日下午,郭沫若在朋友金祖同和錢瘦鐵的幫助下,秘密乘坐加拿大郵船“皇后號”,順利抵達上海公和祥碼頭。
      郁達夫接到國民政府駐日本大使館發來的電報后,連忙從福州趕往上海迎接郭沫若,同時,來碼頭迎接的還有劉海粟、倪貽德、葉靈鳳等人。劉海粟是得到錢瘦鐵的通知后趕來的。另外,國民政府行政院處長何廉也得到國民政府駐日大使館的通知,奉命從南京趕到上海迎接郭沫若。
      郭沫若弄清情況后,借口要去看朋友,便直接往大西路孔德圖書館找沈尹默館長。
      當晚,郁達夫做東,在來喜飯店為郭沫若洗塵。
      第二天,中共黨組織安排夏衍接郭沫若移住滄州飯店。夏衍問:“還有什么行李?”郭沫若笑著做了一個寫字的手勢說:“只帶了一支筆。”
       8月1日,黨組織在高乃依路一處捷克斯洛伐克人開辦的寓所內找到了一套合適的房屋,郭沫若遂遷居此處。
       第二天,中國文藝家協會上海分會和上海文藝界救亡協會舉行歡迎宴會,郭沫若揮淚朗誦了7月24日寫作的步魯迅《慣于長夜過春時》原韻詩:“又當投筆請纓時,別婦拋雛斷藕絲。去國十年余淚血,登舟三宿見旌旗。欣將殘骨埋諸夏,哭吐精誠賦此詩。四萬萬人齊蹈厲,同心同德一戎衣。”消息第二天見報后,這首詩流傳開來。
      8月7日,中國劇作者協會在蓬萊大戲院首場演出《保衛盧溝橋》,歡迎郭沫若回國和救國會七君子出獄。郭沫若在演出單上題詞:“盧溝橋已經失掉了,我們依然要保衛盧溝橋。盧溝橋,它不應失掉,在我們精神中的盧溝橋,那永遠是我們的墓表。盧溝橋雖然失掉了,我們依然要保衛盧溝橋。”
      8月12日,郭沫若應友人張發奎的邀請,組織戰地政工隊。八一三事變爆發后,郭沫若擔任了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協會宣傳委員會主任委員。他推薦共產黨員錢一石任隊長,組織了3個服務隊、12個救亡演劇隊,到抗戰前線和后方去宣傳。
       在周恩來的指示下,郭沫若同夏衍等以救亡協會的名義于8月24日創辦了《救亡日報》,他任社長,夏衍任主筆,阿英任主編。郭沫若還應張發奎邀請到浦東前線采訪,寫下了《到浦東去》,記述了在浦東前線訪問的見聞。之后,他常去前線,寫下了《轟炸中來去》《東西線歸來》等激動人心的報告和速寫。
       9月下旬,郭沫若去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拜訪了北伐時期的老戰友葉劍英,問候了陜北的老朋友,還拜訪了國民黨要人陳立夫、邵力子、李濟深、陳銘樞等。9月24日,他拜訪了張群。
      郭沫若從張群處剛回來,蔣介石就派車來接他。整個會見中,蔣介石對郭沫若很和藹。蔣介石詢問了他的甲骨文、金文研究情況,有無朋友做宣傳工作等,說:“希望你留在南京,多多做些文章,要給你一個相當的職務。”郭沫若說:“文章我一定做,但名義我不敢接受。”蔣介石說:“一切會議你都不必出席,你只消一面做文章,一面研究你的學問好了。”蔣介石又問了他的家眷,為何要去日本等等。郭沫若都一一據實回答。臨別時,蔣介石一直把他送到大門口。
      9月26日,郭沫若回到上海,夏衍來訪。郭沫若說:“和蔣介石、陳誠這些人見面,在我感情上是很別扭的,可是和他們談話之后,我才理解到恩來同志的指示的正確。恩來同志一切以大局為重,這樣,談話時我很主動,特別是蔣介石見了我,登了報,我看,潘公展之流就不敢在上海和我公開搗亂了,這是一個勝利。”“1936年在東京時,林林同志第一次和我談到國共合作、聯合抗日的時候,我是很難接受的。過了幾天,當我看了《八一宣言》和季米特洛夫在第三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之后,我就對林林說:‘好,黨決定了,我就照辦,要我做喇叭,我就做喇叭。’”


■出任政治部第三廳廳長■

       1937年11月,抗戰局勢惡化,南京政府宣布遷都重慶,上海淪為孤島。黨組織決定將《救亡日報》遷移到廣州復刊。由于救亡活動需要資金,郭沫若計劃先去南洋募捐,然后再去廣州,《救亡日報》復刊之事就由夏衍負責。當夏衍向郭沫若請示今后辦報的方針時,郭沫若說:“一切聽恩來同志的指示,具體事情由你負責,只有一條,我是社長,打官司的時候可以找我。”
       到廣州后,為辦報經費之事,郭沫若曾經找過國民黨黨部的吳鐵城和廣州市長兼廣東省財政廳長曾養甫,都遭到拒絕。后來,他得到余漢謀的支持,每月付1000塊大洋開辦費。
      1938年1月1日,《救亡日報》復刊。
      1938年元旦那天,郭沫若接到陳誠從武漢發來的電報:“有要事奉商,望即命駕。”1月6日,郭沫若與于立群等人去武漢。9日,到了武漢,他先找到葉挺,拜訪了黃琪翔,得知了陳誠電邀其來武漢的意圖。晚間,在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見到了周恩來、鄧穎超、王明、博古、林伯渠、董必武等長江局的領導人。話題集中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即將成立的政治部上。陳誠出任部長,周恩來代表中共出任副部長,黃琪翔代表第三黨任副部長。下設四個廳,總務廳之外設一、二、三廳。第三廳分管宣傳,郭沫若出任廳長。郭沫若一時還沒有從政治上想到政治部設立的意義,他只是意識到在國民黨的機構中做宣傳工作,只能是替蔣介石政府賣膏藥,幫助欺騙人民。如處在自由地位說話,比參加政府更加有利;如做了官,青年們不會諒解,因此,郭沫若以有耳疾拒絕。周恩來見他一時還沒有意識到政治部的重大意義,就很關切地說:“考慮是可以,不妨多聽聽朋友們的意見。……宣傳應該把重點放在教育方面看,我倒寧肯做第三廳廳長……老實說,有你做第三廳廳長,我才可考慮接受他們的副部長,不然那是毫無意義的。”
       在武漢期間,陳誠來郭沫若處拜訪過三次,談到郭的就職問題,郭未答應。
       2月6日,郭沫若接到政治部部長陳誠的通知吃中午飯,副部長中有黃琪翔參加,卻沒有周恩來。郭沫若想這中間一定有文章,于是,他特地叫上陽翰笙。陽翰笙是郭沫若與周恩來之間的聯絡人。到了陳誠公館,果然是政治部召開的第一次部務會議。
      為了躲避政治部第三廳的職務,郭沫若離開武漢去了長沙。20多天后,于立群帶著周恩來的信來到了長沙。周恩來在信中說經過黨組織的協調,陳誠表示政治部的一切事情都可以商量。“我已在原則上決定干”,“希望你也能采取此立場”,希望郭沫若立即返回武漢。
       2月28日,郭沫若隨于立群回到武漢。黨組織高度重視第三廳的籌組工作。郭沫若與周恩來、董必武、博古和陽翰笙多次商討第三廳的工作計劃、人事安排和經費主管。他們決定將第三廳建成以共產黨員為核心的,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民主人士參加的統一戰線機構,中心任務是宣傳黨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
       1938年4月1日,政治部第三廳在武昌曇華林正式成立,廳下設三處,每處設三科,陽翰笙、胡愈之、田漢、杜國庠、洪深、徐悲鴻、馮乃超等分別擔任處長、科長。此外,還有影劇界、音樂界、美術界的名流參與工作。整個三廳,集中了中國的許多著名學者、專家、教授及文藝方面的精英,第三廳被譽為“名流內閣”“人才內閣”。第三廳有2000多人,有10個抗敵演劇隊,4個抗敵宣傳隊,漫畫宣傳隊,孩子劇團以及中國電影制片廠。   蔣介石看了第三廳的組建名單,很是高興。陳誠對其組建的速度、陣容更是驚訝。
        政治部第三廳的成立,實現了中國文藝界的大聯合,廳長郭沫若繼魯迅之后成了黨在進步文化界的一面旗幟。

■積極救援抗戰演劇隊■
      政治部第三廳成立后,舉行了抗戰擴大宣傳周活動、“七七”紀念活動和“七七”獻金活動,將宣傳對象和范圍擴大到廣大的勞動階層和工礦農村、前線戰壕,提高抗戰斗志和熱情。籌集通俗的宣傳書刊、物資、藥品及經費支援前線、傷兵和難民。尤其是在國際宣傳上,組織領導了“在華日本人民反戰同盟”。會長鹿地亙和池田幸子、綠川英子等做了大量教育日本戰俘的工作。創作了大量優秀的抗日歌曲和《八百壯士》等優秀的抗日電影。
       9月上旬,陸萬美所在的演劇隊到第五戰區宋埠前線慰問,路途中遭到了日軍的狂轟濫炸,部分隊員被炸死,全隊人心渙散。此時,傳來了周恩來的指示:要繼續前進到大別山敵后。
       郭沫若鼓勵演劇隊,并下令給陸萬美演劇隊三個月的經費和許多書籍、宣傳品、醫藥用品,這樣,演劇隊順利到達了大別山。陸萬美到了大別山、洪澤湖、沂蒙山等地后,與郭沫若的聯系就很困難了,但他們仍想盡辦法以電報或書信的方式給郭沫若匯報。特別是在危急時刻,更是希望得到郭沫若的救援。國民黨特務和地方軍閥陰謀迫害陸萬美的演劇隊,演劇隊隊員偷偷地在豆油燈下寫信給郭沫若,托來敵后采訪的一位記者帶給郭沫若。
這位記者冒著生命危險通過了重重封鎖線。渡淮河時,檢查得更嚴格,這位記者就將信件折疊后放在密封的竹筒里,用細線綁在小船的船舷上,沉入河水中,過了封鎖線,才從河里撈出來。郭沫若收到演劇隊送來的信后,將演劇隊的遭遇向第三廳全體人員通報,并表揚了陸萬美所在的演劇隊。

■出鞘之利劍《甲申三百年祭》■
       1942年下半年至1943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局勢開始有利于盟軍。中國開始了對日作戰的局部反攻。1944年3月,蔣介石的筆桿子陶希圣以蔣的名義出版了《中國之命運》,公然宣揚“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獨裁論調。此書以明王朝滅亡為例,將明朝滅亡歸結于李自成、張獻忠的起義,滿族的入關,歌頌封建主義,鼓吹法西斯主義,攻擊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污蔑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為“新式軍閥”,搞“變相割據”,暗示兩年內要消滅共產黨。
        面對國民黨的挑釁,中共中央迅速作出反應,積極組織反擊,發起各種政治宣傳攻勢。1943年7月至8月,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電令南方局“發動宣傳反擊”,指示重慶的《新華日報》與《群眾》周刊多“刊登反法西斯主義文章,以開展思想斗爭”,揭露蔣介石獨裁政權的封建和專制。
      1944年3月19日是明朝亡國300年的紀念日,重慶新華日報社委派喬冠華負責紀念活動。1月15日,喬冠華與翦伯贊一同前往郭沫若在城區的住處天官府7號,商議如何開展紀念活動。此時,重慶各黨派、政界、學界都把紀念明朝亡國300年的活動看成一次政治活動,借用明朝的腐敗來暗喻蔣介石的獨裁和專制統治,將民主運動推進一步。此時,郭沫若正在寫《十批判書》,明白了喬冠華的來意后,他趕緊放下手里的研究,決定承擔這項任務。
       一個月后,郭沫若完成了近兩萬字的《甲申三百年祭》。他將文章送給董必武審閱,董必武指示《新華日報》于3月19日開始刊登《甲申三百年祭》,并在正文前特地用大字排上一段毛澤東的話:“今天的中國是歷史中國之一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該割斷歷史。”文章連載四天,在社會上產生了強烈反響。
      國民黨頑固派認為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是“影射當局”,“鼓吹戰敗主義和亡國思想”,立即組織專人著文反擊。
       4月21日、26日、28日,國民黨《中央日報》相繼發表社論,攻擊此文。隨后,重慶的一些報刊也刊文攻擊《甲申三百年祭》,辱罵郭沫若是“敵人的第五縱隊”。
       4月18日、19日,延安《解放日報》刊登《甲申三百年祭》,并加按語,高度評價,稱贊其“充滿了愛國愛民族的熱情”,“科學地解說歷史”。
      4月12日,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作《學習與時局》報告時說:“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11月,毛澤東還特意致信郭沫若,說:“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
      6月7日,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央軍委政治部向全黨、全軍發出通知,將《甲申三百年祭》作為全黨的整風文件,供黨內學習。
      8月下旬,郭沫若收到周恩來從延安托人捎來的延安出版的《屈原》劇本和《甲申三百年祭》的單行本。郭沫若看后備受鼓舞,當晚致信毛澤東、周恩來及延安的朋友,感謝他們對自己的鼓勵和鞭策。

■發動文化界對時局進言■
      1944年,日軍向正面戰場的豫湘桂等廣大地區發起進攻。至11月,已占領了廣西的桂林、柳州、南寧和貴州獨山。
      國民黨軍隊在整個反法西斯戰爭處于決勝階段時卻失去大片國土,震動了中國朝野。全國各抗日和進步階層非常憤恨國民黨的一黨專制,國統區掀起了抗戰以來空前規模的愛國民主運動。
      中共中央南方局領導王若飛指示文工會黨組織,動員文化界知名人士發表對時局的宣言。郭沫若、陽翰笙、馮乃超、杜國庠對此作了研究,然后在天官府7號和4號又召開兩次會議研究,公推鄧初民、翦伯贊各自起草一份宣言草稿。初稿草擬好后,朋友們看了覺得意猶未盡,也有不太恰切之處。于是,又推定郭沫若執筆重新起草宣言稿,即《文化界對時局進言》(又稱《民主宣言》),全文1850字,提出召開各黨各派公正人士參加的“國是會議”,組織“戰時全國一致政府”,實現民主的六條要求:廢除一切限制人民活動的法令,恢復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演出等的自由;取消一切黨化教育措施,保障學術研究與文化活動的自由;停止特務活動,切實保障人身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及愛國青年;廢除一切軍事上對內相克的政策,槍口一致向外,集中所有力量從事反攻;嚴懲一切貪贓枉法之狡猾官吏及囤積居奇之特殊商人,使國家財力集中于有用之生產與用度;取締對盟邦歧視之言論,采取對英、美、蘇平行外交。宣言旗幟鮮明,與國民黨專制統治、反共反蘇政策針鋒相對,要求民主、團結態度堅決。
       為使宣言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和號召力,在黨組織的具體領導和組織下,郭沫若率領文工會成員,分頭征集簽名。
      1945年2月5日上午,郭沫若穿著一件深藍色的棉袍,帶著延安的紅棗和小米到嘉陵江北岸的磐溪石家祠堂,探視病中的徐悲鴻。郭沫若說,這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托他送來的。徐悲鴻撫弄著黃澄澄的小米和紅艷艷的棗子,蒼白的面容頓時泛起了光彩。他殷切地請郭沫若代他向周恩來轉致深深的謝意。兩位老朋友圍著小炭火盆坐下來,郭沫若詢問過病情后,兩人就談起了重慶文化界的現狀,談起了當前的時局。徐悲鴻流露出了對國家前途的擔憂。他們都希望能組成有共產黨參加的民主聯合政府,以利于抗戰。郭沫若立即從衣袋里掏出一份文稿,題目是《文化界對時局進言》。徐悲鴻接過去讀著,眼睛里閃著激動的光芒。待郭沫若說明緣由后,徐悲鴻毫不猶豫地提筆在上面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2月22日,《新華日報》《新蜀報》等報紙在第二版頭條發表了宣言及312名文化界知名人士的簽名。
      這則消息振奮人心,也刺痛了國民黨頑固派。
      蔣介石責令國民黨中宣部部長潘公展、副部長張道藩追查嚴處。他們對簽名者威脅利誘,采取寫悔過書、關禁閉等處罰。張道藩打電話罵國民黨老牌作家華林:“你吃著國民黨的飯,替共產黨服務,你這個飯碗,還要不要?”華林嚇得都哭了,急問怎么辦。張道藩說:“登報申明是受了郭沫若的欺騙。”
      張道藩還上歌樂山,客氣地問冰心:“名字是您簽的嗎?”冰心直截了當地回答:“是。”張道藩只好悻悻而去。
      張道藩授意華林等幾個國民黨機構中的文人,在《中央日報》上發表聲明,說明他們簽名的文件是救濟貧病交加的文化界人士的,并非《文化界對時局進言》,被郭沫若欺騙了。然后,派人將登有聲明的《中央日報》送到徐悲鴻家,希望徐悲鴻也發個聲明,聲明自己的簽名也是受了郭沫若的欺騙。徐悲鴻冷冷地說:“我沒有受騙,我對我的簽名完全負責!”

       郭沫若擬定的《文化界對時局進言》很快傳遍了全國,點燃了國統區民眾要求民主、團結的烽火。

       (圖片說明:1938年春,葉劍英同周恩來、郭沫若和彭德懷在漢口火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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