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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克回憶錄中的彭德懷和林彪
來源:《黨史博覽》2014年第5期  作者:許人俊  點擊次數:2083
      蕭克是解放軍能文能武、智勇雙全的高級將領,參加過北伐戰爭和八一南昌起義,轉戰于井岡山和湘贛根據地,歷任紅軍排長、連長、營長、參謀長、師長、軍長等職。作為紅軍指揮員,他曾率領部隊參加過中央蘇區第一、二、三、四、五次反“圍剿”斗爭,多次浴血奮戰,多次受傷,并參加過長征。
     蕭克革命資歷深,閱歷豐富。共和國的許多高級將領,都是他患難與共的戰友,他們彼此熟悉,相互了解性格、習慣。新中國成立后,他曾先后同兩任國防部長彭德懷、林彪共事多年,經歷了許多鮮為人知的事情。他記憶力強,喜歡寫作,晚年曾將有關故事和感慨,通過《蕭克回憶錄》作了記述。人們通過他的親身經歷和親身感受,可以實事求是地了解彭德懷和林彪的功過是非。


■彭德懷足智多謀,忠誠于黨■

      蕭克與彭德懷相識于1928年12月。當時,彭德懷和滕代遠率領紅五軍沖出重圍擺脫了強大的敵人后,到達井岡山與紅四軍會合。那時,蕭克是紅四軍營黨代表,正在井岡山一個名為新城的地方,組織大家排練節目,搭建舞臺,張貼標語,準備開大會歡迎紅五軍的新同志。蕭克回憶,當時陳毅還寫有一副對聯,上聯是:“在新城,演新劇,歡迎新同志,打倒新軍閥。”下聯蕭克已不記得。上聯寫得很有意思,用4個“新”字把整個形勢和任務,都描繪出來了。聯歡會開得很成功,蕭克聽到彭德懷講話鏗鏘有力,很有軍人作風。
      紅五軍上山后,敵人發動“會剿”的風聲更緊了。井岡山地勢險要,易守難攻。紅軍指揮部打算讓紅五軍留在山上守衛,紅四軍派出主力部隊由毛澤東、朱德率領下山出擊,引誘敵人上山予以殲滅。
      彭德懷深知兩軍相對智者勝的道理。他上山后整天四處轉悠,察看地形,找老百姓交談,搞調查研究,把山上道路情況搞得一清二楚,準備部署兵力。
       指揮部開會研究兵力部署時,部分同志認為紅五軍留6個連就可以守住井岡山陣地。彭德懷不同意,他認為“這樣不行,兵力不夠”。大家說:“五軍有6個連,加上本地武裝,怎么不夠?”
      有的同志胸有成竹地表示:“井岡山上有5條路,5個哨口筑好工事,各放一個連就能守住!”
      彭德懷說:“你們錯了,上井岡山的路不止5條,實際有9條路。”接著他一條一條說了出來。過去,那些老人在井岡山住了近一年,居然不知道有9條路,甚至被井岡山群眾稱為“山大王”的王佐也不知道,聽后,大吃一驚。原來彭德懷上山后,將上井岡山的所有路都調查清楚了,所以發表意見時頭頭是道,很有說服力。大家很快一致同意他的兵力部署方案。
      散會后,二十八團的黨代表何挺穎興奮地對大家說:“彭德懷這個人不簡單,是個好軍長!”
      何挺穎在井岡山部隊看人很準,威信很高,深受大家信賴。他都佩服新上山的彭德懷,贊揚他是好軍長,大家自然都很高興。在那四周都是白色恐怖時期,多一個好軍長上山,怎么不高興?!
      以上是蕭克在回憶錄中記述的在井岡山上見到彭德懷的第一印象。
      后來,隨著反“圍剿”戰斗次數不斷增加,蕭克對這位湖南老鄉、戰友的指揮才能越來越了解,印象很好,他深切感到彭德懷是一位足智多謀、忠誠于黨的軍事帥才。


■與彭德懷在思想感情上產生縫隙■

      1950年4月,蕭克受命組織成立解放軍軍訓部,承擔制訂全軍軍事訓練計劃,組織編寫軍隊條令條例,籌備組建陸軍大學等工作。
      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軍委副主席周恩來責成蕭克制訂具體方案,交聶榮臻審定。
      經過蕭克近5個月的籌劃,1950年9月,軍訓部成立。隨后,蕭克組織專業人員搜集翻譯蘇軍的條令、條例,同時布置大家查找各國軍事圖書資料加以參考(主要是以蘇軍條令為藍本),結合中國歷史上一些好的軍隊管理辦法,加上自己的優良傳統和經驗,很快擬寫出解放軍三大條令初稿,并報送中共中央審定。
      周恩來收到蕭克報送的三大條令后,隨即指定劉伯承審閱。
      1951年2月下旬,彭德懷從朝鮮前線回來,蕭克把幾個條令的稿本拿給他看。蕭克說:“我們把條令搞出來了,從華北軍區調一個連隊給你演示一下吧?”彭德懷說:“好!”
后來蕭克從華北軍區調一個連隊,按照條令規定從立正、稍息到連的隊列動作,一項一項地演練,只用兩個小時就把條令的主要內容演示完畢了。彭德懷看了很高興地說:“可以,就這樣搞!”
      1955年4月,解放軍訓練總監部成立,負責統管全軍的軍事訓練,由劉伯承任部長。由于劉伯承在南京軍事學院主持工作,就由軍委副主席葉劍英代理。
      1957年底,葉劍英因忙于籌建軍事學院的工作,中央確定蕭克接任訓練總監部部長和黨委書記。
      新中國成立后,解放軍正規化建設都是向蘇軍學習的,大批蘇聯顧問和專家來到中國幫助工作,使解放軍的正規化、現代化建設取得了不俗的成績。同時,因強調蘇軍的經驗,學習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
      1956年6月,中央號召學習5個文件。學習文件過程中,大家回顧新中國成立以來學習蘇聯經驗的情況和問題,絕大多數同志認為:軍訓工作成績是主要的,缺點、問題是前進中的支流,也是能很快糾正的。但也有少數同志認為教條主義是主要傾向。起先,大家并沒有把反教條主義作為中心議題。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也說:“軍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條,但建軍基本原則堅持了,還不能說是教條主義。”所以,大家便沒有把反教條主義作為主題。
      但此后在北京的軍事機關中,反教條主義的空氣日趨濃厚。在一次會上,蕭克聽到彭德懷講過這樣一段話:“有些話我現在不想說,因為我出身寒微,沒有上過學,不是學術權威;我也不是老資格,既不是南昌起義,也不是秋收暴動的;要查黨齡,我都不如人家。”“訓總撤了我國防部長的職,我進不了訓總的大門;南京軍事學院又有土專家,又有軍事權威,我不敢進去。”彭德懷帶有情緒,話中有話,使蕭克震動。
      1958年5月22日,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召開。軍委擴大會開了兩個星期,反教條主義就成了會議的主題。隨后,毛澤東又發出新指示,軍委擴大會馬上按照毛澤東的新指示進一步擴大范圍,而且轉移到中南海懷仁堂召開。毛澤東講話說:“現在學校奇怪得很,中國革命戰爭經驗不講,專門講十大打擊,而我們幾十次打擊也有,卻不講……不知道軍事學院、訓練總監部到底有多少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列主義本來是行動的指南,而他們當作死教條來啃馬克思、列寧的話,一定批評他們是教條主義。”毛澤東在結尾還不適當地評價劉伯承。由于當時主持會議的人向毛澤東反映:蕭克抵抗反教條主義運動,拒不檢討。毛澤東便說:蕭克是壞人,是資產階級隊伍的人。
      隨后,軍委擴大會議逐步升溫,采取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等方式,批判教條主義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反黨宗派活動等等,會上先后點了蕭克、粟裕、葉劍英、劉伯承的名。更令蕭克寒心的是,當時劉伯承身體不好,眼壓較高,正在外地住院治療,接到開會通知,竟冒著失明危險帶病前來出席會議,他是讓人攙扶著走上臺檢討的。他的檢討實事求是說明情況,也有違心的自我批判。他除迫于壓力外,更重要的是想盡快平息這件事,保護一批同志。
      后來總政治部派工作組介入運動,總政有些領導人附和彭德懷的觀點,支持“訓練總監部是教條主義司令部”“軍事學院是教條主義大本營”的觀點,于是運動出現了一邊倒的現象。
      對此,蕭克不贊成。他認為軍隊的訓練方針,是經過軍委審定、批準的,而且是葉劍英提出并由軍委正式頒布的。他對彭德懷等人的看法表明了意見。但那時黨的生活很不正常,已無民主可言。有些人說“共同條令是反黨反中央,反對軍委、反對軍委正確路線,企圖改變我軍面貌的綱領”。蕭克等人只能坐在被告席上挨批斗,根本沒有說話的權利。
      軍事學院訓練部部長蔡鐵根在會上申辯說“共同條令是經過彭老總修改和毛主席批準的”,話未說完,就被人連轟帶扭,當場帶走關押。
      蕭克在回憶錄中寫道:“這是我入黨以來在黨的會議上從未見過的事,既感到震驚,又感到痛心。更讓我無法接受的是他們逼我承認反黨……幾十年來,為了黨的事業置生死于度外……即使在長期工作中有很多缺點錯誤,也絕不會反黨。”


■陳云提出為彭德懷平反昭雪,蕭克最先表示同意■

      1958年,軍委擴大會從5月開到8月,連續4個月批斗,用高壓政策逼蕭克檢討。那段時間,他常徹夜難眠,眼望天花板,一直到天亮。他多次對大家說:“自己是在革命最困難的時候入黨的,從入黨時起,決心永遠站在黨的立場上。”
      蕭克有時連晚上也不能休息,身心十分疲憊,加上精神緊張,心中窩火,積郁成疾。有一次懷仁堂會議批斗結束,蕭克從禮堂回辦公室,路程并不遠,但走到半路忽覺胸口難受,就蹲在路邊大口大口吐血。回到家中又吐了不少,醫生看了難受,就端了吐滿血的痰盂給有關人員看。他們不但毫無同情心,反而給醫生扣上同情反動分子、立場不穩的帽子。
       無奈之下,蕭克只有作違心的檢討,交上去才算過關。有一次開會,蕭克遇到彭德懷,彭德懷對他說:“你這個人還經得起斗。”不知他的話是貶還是褒。
      1958年秋,彭德懷主持軍委開會討論蕭克錯誤問題的決定,蕭克心里不服,當時聶榮臻、葉劍英、徐向前等幾位老帥都沒有表態,但是那個決定就算通過了。
      1959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轉了總政治部《關于以蕭克同志為首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和反黨宗派集團活動的報告》。蕭克等一大批軍隊領導干部被打成“反黨分子”。蕭克被從軍隊調到農墾部任副部長。
      1959年,彭德懷因為在廬山會議上給毛澤東寫信實事求是反映農村情況,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并被撤銷國防部長等職務。接著召開軍委擴大會議批斗他。會議規模、人數、形式,與當年批斗蕭克時一模一樣。只不過會議主持人由新任國防部長林彪代替了彭德懷,批斗對象由蕭克換成了彭德懷,批斗火力很猛。
      此情此景,讓蕭克心情十分復雜。一方面批斗彭德懷使蕭克出了怨氣;另一方面對黨內搞階級斗爭,不講道理、不分是非,把大批贊成、同情他思想的人,荒唐地扣上“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資產階級軍事俱樂部”等莫須有的罪名,殘酷斗爭,無情打擊,斗來斗去。蕭克深感痛心。
      彭德懷被罷官后,對自己過去“左”的錯誤有了認識,并深感懺悔,生前曾囑咐侄子彭起超在他死后一定要找到蕭克代為道歉,轉達他的原話:“1958年的事,讓你們受苦了,對不起同志們!”
      “文化大革命”后,蕭克聽了這話,心情非常激動,深感“彭老總不愧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光明磊落,坦坦蕩蕩。他既在自責,也是一個老革命家對黨內斗爭這個問題的深刻思考”。
       粉碎“四人幫”后,中共中央撥亂反正,陳云提出為彭德懷平反昭雪,將其骨灰安放八寶山,蕭克最先表示同意。當時很多人感到驚奇,而蕭克認為對待任何事情都要采取歷史唯物主義態度。不論彭德懷過去對自己怎么樣,廬山會議批判他“右傾機會主義”,“文革”中又置他于死地,都是黨內“左”傾錯誤造成的冤案。既是冤案,就該昭雪。


■感到林彪有兩個缺點■

      蕭克與林彪早就相識。蕭克回憶說:“我對他比較了解。從井岡山起,我當連長、營長、縱隊司令,他都是我的直接上級。我還先后兩次當過他的參謀長。第一次是1929年,他任紅四軍縱隊司令員,是年秋我調任縱隊參謀長;第二次是解放戰爭南下進軍中南,他是四野司令員,我又當了近一年的參謀長。有人說是林彪點名要我的,我不清楚。后來我調北京工作,有人又說是林彪擠走的,我也不清楚。反正都是軍委的命令,我歷來認為任何工作都是黨中央安排的,我的性格是為黨工作,也不屑為個人驅策。”“在進軍中南過程中,我和林彪合作是好的,他在工作上、業務上對我是信任的,雖然有過爭論,但總的說來關系是好的。1950年春天,我在漢口接到調任軍委訓練部長的命令,林彪夫婦曾在東湖公園為我和夫人餞行。林彪平時言語不多,很少流露感情。那天,他說了一些勉勵的話,看來他與我在軍事上配合得不錯,林彪對我比較滿意。”

       蕭克評價:“林彪還在革命陣營時,我認為他政治上開朗,有軍事指揮才能。同時也感到他有兩個缺點,一是過分自尊,二是不大容人,性格上偏于沉默寡言,城府很深。1949年進軍中南過程中,我就看到他的老毛病——過分自尊。當時他是四野司令員,指揮部隊集中優勢兵力,抓住敵人弱點,向駐守湖南寶慶、衡陽的白崇禧國民黨軍隊發動猛力進攻。那一仗打得好,打得對,中央軍委指導正確,林彪指揮靈活。衡寶戰役成功結束時,我情報部門尚未查明戰果,沒有掌握殲敵準確數目,林彪就上報殲敵第七軍全部加上四十六軍的三十八師(實際是一個團)。不久,我們發現那里仍然有三十八師的敵人活動,林彪知道后仍不改正。他夸大戰果以邀功,查明情況后仍不改正以保面子,我認為這太不老實!”

      盡管如此,1993年有人求教蕭克:“湖南衡寶戰役怎么寫?”蕭克說,應該實事求是寫,功是功,過是過,功過分明。
      回首種種往事,蕭克說:我與林彪多次共事,無論在井岡山紅四軍,還是第四野戰軍,我自信對他的領導沒有不尊重,與他合作也是好的。


■“九一三”事件后,下決心在軍政大學徹底清除林彪“空頭政治”的流毒■

       對于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運動,蕭克很不理解。“文革”初期,周恩來為了保護蕭克,曾秘密安排他到北京飯店躲了一個月。但是,隨著林彪、康生、江青等煽動的無政府主義思潮愈演愈烈,蕭克還是被農墾部的造反派揪到機關批斗,有些人讓他頭上戴高帽子、掛牌子,拉他到大街上游街。蕭克極為憤慨,心想:當年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發動貧苦農民用這種辦法斗土豪劣紳,新中國成立10多年后,林彪、江青等人竟把這種辦法用到革命者身上,真是太荒唐!
       蕭克回憶道:“那時候,我們這些人(王震、蕭克、陳漫遠)雖然還是中央委員,但是已完全被剝奪了發言權。我是欲哭無淚,欲訴無門。除了把憤怒和焦慮深深埋在心底外,我們又能做什么呢?!”“然而我深信多行不義必自斃,社會主義社會既然是人民的天下,終究要按照人民的意愿行事。”
      后來,有一次機關造反派召開批斗會,誣蔑蕭克一貫反對林彪,說他在四野和中南軍區擔任參謀長時,就不尊重林彪的領導,不與林彪配合,結果被攆出四野部隊云云。有人來核實蕭克反對林彪之事,蕭克說:“在軍隊里像我這樣的干部,工作安排是由中央軍委和毛主席決定的,不是哪個人可以‘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他林彪當時還不是副主席呢,要不要我在四野和中南軍區當參謀長,只有黨中央、中央軍委、毛主席才能決定!”
       1969年林彪一號令下達后,中央機關的領導干部被疏散離開北京。農墾部也不例外。蕭克、陳漫遠等一大批部、局級干部,被送到江西云山“五七”干校。
       “九一三”事件后,1972年1月16日,蕭克返回北京。4月,中央決定他到解放軍軍政大學工作。
       林彪主持軍委工作后,一直以“突出政治”為名,制造軍政對立,強調政治可以沖擊一切,“突出政治”的觀點成為全面建設部隊的指導思想。所謂突出政治,其實就是搞階級斗爭。在這種政治壓力下,廣大指戰員心有余悸,顧慮重重,自然不敢抓軍事訓練。蕭克認為軍隊畢竟是軍隊,不抓軍事訓練算什么軍隊。所以,蕭克決心在軍政大學徹底清除林彪“空頭政治”的流毒,重新確立軍校工作以軍事教學為中心,要把軍政大學辦成像南京軍事學院那樣培養文武雙全之才的全軍最高軍事學府,并推動全軍軍事訓練。
        后來,蕭克和唐亮等經過不懈努力,終于完成這項艱巨使命,實現了劉伯承等老一輩革命家的夙愿。
       有人問蕭克:林彪的歷史應怎么寫?他回答說:實事求是,從歷史實際出發,功是功,過是過,尊重歷史事實。他主張撰寫歷史的人必須“譽人不增其美,毀人不益其惡”。要尊重歷史,功過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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