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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名英雄楊黃霖和他的情報世家
來源:《黨史博覽》2013年第8期  作者:金 戈  點擊次數:2858
      2010年9月28日,楊黃霖叔叔病故。那天正是先父金城的忌日,楊家人說楊黃霖是追隨老首長西去了……確實,楊黃霖叔叔是爸爸在延安時的得力助手和戰友。
      楊黃霖,在延安交際處工作時叫黃霖,我記事時就認識他。他的媽媽肖禹,人們尊稱為楊老太太,1946年春攜長媳及孫兒孫女來到延安,入住交際處。當時的烈軍屬住在交際處的還有孫炳文夫人任銳及其女兒孫維世,歐陽陶承,黃齊生夫人王守瑜老太太,郭沫若的岳母喻老太太,以及林彪之父林明卿、姐姐林寶珠……他們都是交際處的烈屬和干屬,是貴客,也是客人中的“自己人”。我們從小受父親影響,對這類客人尊敬有加,十分敬愛。然而,我當時并不知道這些家庭的故事,到北京后我漸漸長大,爸爸與這些家庭又一直保持聯系,我也才知道這些平凡老人及其家庭的一些感人故事……


■無名英雄楊黃霖■

      先父金城去世后,羅青長叔叔來到我家,他看了機關起草的先父生平,十分動情地說:“為什么把草稿中他情報工作那一段刪掉了?!”“組織上說不解密。”“咳!”羅叔長嘆一聲道,“你爸爸活著是無名英雄,死了還是無名英雄!他是立了大功的啊!他始終就是我們(安全部)的人……”我聽了莫名驚詫,只知道先父是一名平凡的共產黨員,是一位老干部,做人低調,默默無聞,怎么會是情報人員?怎么還會是英雄?他老人家生前對所從事的情報工作始終滴水不漏,保密到底!退休后,我決定破譯“金城密碼”。可是,去查檔案——不解密;去拜訪爸爸的老部下、老戰友——曾在交際處給爸爸當過秘書的劉堅夫(后來任公安部副部長)、慕豐韻(曾任公安部邊防局長)……無論我如何軟磨硬泡,他們個個緘口不語,好像我是來套情報的“特務”,讓我哭笑不得。我特意跑到煙臺,訪問王再天叔叔(曾任內蒙古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他考慮三天后給我的答復是:“侄女兒啊,這是黨的秘密,我不能對你說,我只能讓它們爛在肚子里帶走了……我們必須遵守黨的紀律呀!對妻子兒女、對誰都不能說!”一年后,可敬的王叔叔嚴嚴地揣著一肚子黨的秘密,懷著一顆忠誠的心離開了我們大家。
      我的訪問,一個個落了空,只有黃霖叔叔經再三考慮,又征求了卓琳(鄧小平的夫人)的意見,獲得她的準許和支持后,才告訴了我有關延安交際處獲取聯絡參謀密電碼的故事。
      七七事變后,紅軍主力改編為八路軍。來延安參加抗日、參觀訪問的人員增多,客人大部分是友好的,但也混有特務和間諜。蔣介石的軍隊派來了專門聯絡八路軍的聯絡參謀,他們中就混有軍統將領級的職業特務,主要任務就是竊取情報。因此這些客人表面上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友軍”,而骨子里卻是破壞統一戰線的間諜——敵人。聯絡參謀李克定就是因為在一一五師收買一個報務員,竊取我軍密碼而被驅逐回重慶的;聯絡參謀的一個隨員,假裝積極要求入黨,還送給我們假情報,被識破;有的聯絡參謀還故意把金戒指“掉到”地上,企圖拉攏腐蝕收買年輕的招待員;周勵武竟然敢調戲給他們看孩子的保姆關淑珍,被小關打了幾個耳光,父親金城還令他當眾三鞠躬賠罪,并予以訓斥警告。……因此,父親領導的交際處,除了擔負接待、交際、聯絡、統戰、外交等友好交往任務外,不得不在延安的窗口一線承擔起反間諜及搜集情報的重任。
       為適應這種特殊需要,交際處的干部和勤雜工作者——招待員個個都是好樣的,政治上可靠,又具有較高文化水平(全部在初中以上),機智又靈活,既要對客人熱情服務,又要警惕和防范敵人的情報工作,甚至要伺機獲取敵人的情報。黃霖叔叔正是適應這一特殊需要,1942年被調入交際處做了一名招待員,后來升任了招待科長,也就是偵察科長,級別是縣團級。他告訴我:招待科的18個招待員,個個都是好樣的!
      黃霖是淮安楊姓鹽商之后,日軍侵華后,隨母親和兄姐舉家參加革命。1937年16歲時到延安,入陜北公學學習后被分配到保安處,在保安處的七里鋪訓練班第一期接受了偵察專業技術訓練,開始從事偵察工作。他小小年紀,機智勇敢,來交際處之前已有較豐富的諜報工作經歷,曾受黨派遣潛入閻錫山軍隊內部;后來乘日軍招收情報人員之機,奉命報考,打入日本特務機構,這段工作由趙君實同志單線領導,搜集了不少情報。1940年,他奉命調到八路軍一二九師三八五旅任聯絡干事,仍做情報工作,出色完成了任務。
      任務完成后黃霖奉調回延安,在專門培養諜報工作人員的學校——西北公學進一步深造,是老三班的學員。他是班上的小弟弟,而卓琳是班里的大姐姐,她對這個小弟弟格外關心。學習結束后又回到保安處,保安處處長和科長王凡分別與黃霖談話,將他派入交際處監視、偵察聯絡參謀的活動。他與王凡單線聯系,在交際處的工作,直接受金城領導。保安處有嚴格紀律,他與保安處派駐交際處的其他人員如劉堅夫、慕豐韻等,雖互相認識,但每人各有自己的偵察對象和任務,橫向不許互相打聽,不發生工作關系。黃霖每天要到金城窯洞里匯報當天工作,并用金城的電話向王凡匯報。
      黃霖一面認真做好服務工作,與聯絡參謀和國民黨官員的隨員交朋友,同時也用明亮的眼睛察言觀色。一次他為一個馬夫看手相,告訴他未來命運非常好,那人很高興;與此同時,黃霖也發現那人的雙手細皮嫩肉,十分綿軟,根本不是干鍘草、拌飼料等粗活的手,識破了其真面目。
      1944年的一天,他例行去金城窯洞匯報工作和打電話,不料從耳機中傳來了“嘀嘀嗒嗒”的聲音。怎么回事?哪里在發報?!他警惕起來,馬上記錄了發報的電碼,并立即匯報給王凡和金城。他作為招待員,就住在聯絡參謀的小院里,第二天夜里,他在小院里轉,忽然又聽到聯絡參謀住的平房里傳出的發報聲。第三天乘打掃房間時,他發現聯絡參謀床底下有一只皮箱,估計發報機就藏在里邊。根據黃霖的匯報,棗園社會部的電臺也在同一時間收到了同樣的發報信號。交際處一般客人要發電報,都是到國民黨所屬縣黨部和縣長領導的膚施縣(原延安縣的別稱,今延安市寶塔區)郵電局去,而聯絡參謀卻私下藏有秘密電臺,直接和重慶的軍統局秘密聯絡。他們來往的電報棗園社會部全能收到,卻苦于不知道密電碼無法破譯。于是,破譯聯絡參謀與軍統之間往來密電,就成為迫在眉睫的任務。實際上從1943年下半年就開始了策劃獲取密電碼的工作,葉劍英參謀長親自領導。到1944年春,乘聯絡參謀徐佛觀回重慶述職之機,金城擔任了獲取密電碼的一線指揮,經過與保安處周密布置,指揮交際處三個科分工合作,采取調虎離山之計,成功獲取了聯絡參謀的密電碼。
      總務科的小灶給聯絡參謀烹飪了燒雞、鹵雞蛋、香腸等美食和自制的梨子酒……聯絡科長周韌叔叔等陪同聯絡參謀郭仲容及隨員們去到杜甫川延河邊郊游和野餐;警衛班戰士每一里路站一個便衣崗哨,從杜甫川一直站到交際處,充當“烽火臺”,以便一棒接一棒接力傳遞郊游者那邊的信息。而接待科幾個寫字工整、熟練的同志被委以重任,黃霖打開電臺箱取出密電碼本,給每人分了幾頁,抄寫密電碼,要求迅速而準確無誤、萬無一失!聯絡參謀在延河邊盡興游樂、酒足飯飽,當日已西斜時,“烽火臺”崗哨傳回了聯絡參謀開始打道回府的消息……父親金城立即指揮抄寫人員將密碼本原樣裝訂好,放進電臺箱,將屋子里收拾得了無痕跡。然而第一次只抄寫了一半。不久后,又安排聯絡參謀看戲,黃霖等招待員繼續獲取密碼本,認真抄寫,順利完成了獲取全部密電碼的重要任務。
      棗園社會部的同志拿到密碼本后,順利地破譯了聯絡參謀與重慶軍統之間的全部密電,這對抗戰勝利后中共掌握蔣介石假和平、真備戰的陰謀起了重要作用。據此,毛澤東和有關領導不斷發出一些煙幕信息,聯絡參謀發回去的電報傳達的不少是他們自己的錯誤判斷——他們誤認為毛澤東不會應邀赴重慶與蔣談判。蔣介石信以為真,根本沒有和談誠意,更沒有和談準備,他料想毛澤東不敢來,不會來。他故作和平姿態,連發三封電報邀請,企圖收買人心。豈料毛澤東果斷決定飛赴重慶,用事實戳穿了蔣介石的假面具,表明了中共的和平、民主誠意。
      父親金城是一個極善講故事的人,但他至死也未給我們講過他領導竊取密電碼的精彩故事。他們是怎樣地嚴守紀律,又是怎樣地淡泊名利啊!
      由于成功獲取密電碼,父親金城領導的交際處立了大功,黃霖叔叔也受到了社會部的書面嘉獎。然而他們的功績卻由于革命的需要而始終保密。他在保安處的戰友劉堅夫、李啟明等在本世紀初看到他的回憶文章后給他打電話說:“我們還猜測是×××竊取的呢……搞了半天,是你干的呀!”


■大勇之母與她的英烈長子楊本基■

      在平山縣西柏坡有一座樸素的墳塋,墓前立著一塊碑,鐫刻著田家英撰文、周韌書寫的碑文——《肖禹墓志銘》。肖禹就是黃霖叔叔的媽媽——人們尊稱的楊老太太!
      肖禹,我幼時稱她為楊奶奶,個子不高,衣著樸素,十分慈愛。她是在周恩來安排下,脫離虎口從成都來到延安的,與她同來的還有她的長媳汪蕙芳及孫子、孫女。她的長子楊本基(楊道生)已經犧牲。這讓幼小的我,對他們一家肅然起敬。不幸的是楊奶奶到延安交際處不久,即患腦溢血,后不幸在西柏坡病故。
      后來,黃霖叔叔給我講了楊奶奶舉家投身革命的經過。
      楊奶奶出身于揚州一個寒士家庭,幼讀詩書,富有正義感。15歲嫁到淮安楊姓大鹽商家,因娘家貧困受盡白眼。1923年丈夫病故時,長子年僅14歲,四子尚未出生。楊奶奶一方面教育子女努力讀書、奮發向上;同時自己也經常閱讀孩子們從學校里帶回的新文學作品和報刊。她深受高爾基的小說《母親》的影響,曾對子女們說:“我將要像此書中的革命母親一樣,支持你們!”她堅決支持孩子們參加革命活動。“一二·九”運動發生后,她深感民族危機日深,遂囑在北平讀書的次子楊述把兩個女兒帶去北平的中學就讀。抗戰爆發后,她毅然變賣家產,率全家經武漢赴四川,參加革命。在武漢,她把兩個女兒婺明、婺華和三子黃霖送往延安。當時黃霖才16歲,依偎母懷,依依不舍。
      楊奶奶則與長子楊本基一家到成都開展革命工作。楊本基在成都參加了共產黨,1939年5月18日,楊奶奶和長媳汪蕙芳也加入了共產黨。她把變賣家產的錢全部用于革命。他們家成為中共四川省工委開會、聯絡、工作的場所。不少共產黨人曾吃住在她家,受到她的悉心掩護和照顧。楊奶奶變賣家產,開辦了成都戰時出版社,出版宣傳抗日救國的書刊。1939年底,成都的國民黨特務無端搗毀了戰時出版社,逮捕了楊本基。楊奶奶及時銷毀了黨的文件,敵人一無所獲。敵人威脅利誘,逼她勸兒子投降國民黨,被她嚴詞拒絕,她反而告誡兒孫堅守革命氣節。楊本基賦詩言志:“中原大地起騰蛟,三字(指“莫須有”)沉冤恨未銷。我自舉杯仰天笑,寧甘斧鉞不降曹!”
      1942年底,國民黨特務在成都東門外沙河堡厚生農場附近,殘酷地殺害了楊本基。
      楊奶奶強忍悲痛,繼續從事抗日救亡工作。她曾經寫過一首《故鄉》詩:“故鄉的園柳是否在春風中蕩漾/親友是否俱無恙/暴日是否那樣瘋狂/吃人的人是否還是照樣/這三年來在大后方/見多少青年有的是青云直上/有的是墮落彷徨……”詩里充滿對故鄉的懷念,對日軍的憎恨,對青年的擔憂和希冀。繼而,她筆鋒一轉:“我的兒女都奔波四方/他們都是為了勞動人民/為民族解放奔忙/在共產黨的旗幟下/站在自己的崗位上。”表達了革命母親的自豪情懷。接著,老人抒發了自己的壯志:“我雖然是年邁并不徒傷/決不能讓時代巨輪/將我拋棄在路旁/海燕不斷在天空中翱翔。”正是由于對淪陷故土的懷念,正是由于那海燕般迎著暴風雨搏擊的情懷,老人把自己最疼愛的幼子楊顯基送回了故鄉,命他投身新四軍,去收復家園,收復淪陷的國土。
      在延安,一天,楊述來到交際處,對黃霖說:已經許久得不到母親的消息了,你在這里工作,遇見周恩來副主席的機會多,你把母親的情況告訴周副主席,請求南方局的同志幫助打聽聯系……周恩來也是淮安人,對楊門革命之家十分熟悉,便命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派人到成都四處打聽,終于找到了楊奶奶一家,并把他們送到延安。
      楊奶奶逝世后,中直機關為這位英雄的母親召開了追悼會,在交際處與楊奶奶朝夕相處的老人們都寫了挽聯或悼念詩文。楊尚昆代表中央直屬機關黨委撰寫了挽聯:“楊肖禹同志千古:您自己革命,兒、媳革命,孫子又革命。您是好母親,好婆婆,好祖母。您是一個模范的女同志。”


■紅色諜報專家楊肆的功勞與悲劇命運■

      黃霖叔曾自豪地告訴我說:“我們楊家不僅是革命世家,還是情報世家,我的堂哥楊肆是打入軍統、軍銜至少將的紅色諜報專家,為我黨提供了許多情報。他十分聰明,是一個數學奇才,對數字排列組合頗有研究,他不用查密碼本,就可以破譯許多密碼。可惜,在解放后的肅反運動中,他被定為歷史反革命戰犯,關入監獄,忍辱負重前后共計20余年……”黃霖叔將一份2004年3月15日《南京晨報》王炳毅有關楊肆的文章復印件給了我,并給我講了楊肆的情況,使我了解了楊肆的功勞和悲劇命運。
      楊肆,1933年畢業于上海光華大學數學系,曾在南寧的廣西大學數學系執教兩年。 1935年,經其表弟王維鈞(畢業于光華大學化學系,后來也為中共提供情報)介紹,進入國民政府交通部電政司,經司長溫毓慶博士考核錄用。溫毓慶令其從事密電研究,成立了密碼檢譯所。密碼檢譯所設在南京寧海路西橋七號。楊肆主要研究日駐華使館及其領事館等機構間的密碼組織機構,破譯一些日本使館與日外務省間往來電報。他還發現了安裝于日本使館內的大功率秘密電臺。楊肆預見到中日外交關系隨時可能中斷,日本外交密電碼的報底來源也將斷絕。楊肆建議組織力量進行研究,在鼓樓青云巷設一電臺,偵察監視日本使館內的秘密電臺動向,獲取其與日本外務省間通信情報;同時訓練專業技術人員,專門設臺接收日本外交密電,直接獲取日方密電報底來源,做好準備,一旦戰爭爆發,破譯日本陸海空軍密電。經過一年多的工作,取得了重大研究進展,雖然日本外務省等單位發來的密電碼不斷變換,而楊肆的團隊基本能跟上變化而破譯獲取情報。楊肆的出色工作受到司長的獎勵。后來,在密碼檢譯所下設了三個組,研譯組、研究組和偵察電臺,楊肆被任命為研究組組長。
       1937年8月13日日軍進攻上海后,電政司及其密碼檢譯所遷往武漢,繼續進行科研工作,對外稱軍委會特訓班交通隊,是一個半公開機構。中共在武漢設立了長江局,王明任書記,李克農任秘書長。楊述到武漢工作時,常常住在楊肆家。
      楊述的到來,為楊肆聯系共產黨架了一座橋。楊述曾帶領楊肆和王維鈞去見王明,深談后他們對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十分敬佩。楊述又帶他們到漢陽臨江的一座茶樓上與李克農見面。楊肆將日本密碼組織的情況告訴了李克農,王維鈞將自己負責保存的最新密碼總結報告交給了李克農。報告中繪有日本外務省國際無線電臺通信聯絡網,有在華日軍的軍用電臺聯絡網、電臺呼號、通報時間及文字說明,這種總結報告每月更新一本,由王保存。李克農拿到這些資料如獲至寶,這對八路軍研究破譯日方密電幫助極大。自此,楊肆和王維鈞經常向李克農提供日本情報。楊肆也經常到肖禹家去,肖禹也經常鼓勵楊肆的抗日熱情和抗日工作。
      當武漢即將失守時,電政司奉命撤往桂林,途經衡陽時,楊肆和溫毓慶發生過一次激烈的爭吵。楊肆就與王維鈞密談,想投奔延安參加革命。幾經輾轉,密電所隨電政司遷到了重慶。中統和軍統多次想與電政司合并,但均遭到溫毓慶拒絕。戴笠不死心,就找溫要兩名密電專家為軍統作專業指導。溫毓慶無奈,就把常常頂撞他的刺兒頭楊肆派去工作。楊肆卻一直拒絕前往。
      那時楊述在重慶新華日報社工作,得知戴笠的意圖后報告了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他根據周恩來等人的意圖,多次勸說楊肆,讓他乘機潛入軍統,可楊肆就是不同意。最后,李克農秘密約見楊肆,勸說他乘機打入軍統內部,可以更有效地為黨的抗日工作出力,提供更多的情報。楊肆這才同意,奉李克農之命潛入了軍統局。此后,楊肆與中共地下黨人員每兩周接頭一次,向黨提供情報。1940年夏,楊肆由重慶八路軍辦事處主管情報工作的周怡介紹,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后他就與周怡單線聯系。后來,楊肆成功破譯了日軍太平洋艦隊的12種密電碼,日本關東軍的17種密電碼,還掌握了日本海軍航空兵、特種兵、陸軍乃至中國派遣軍第十一、十三軍等若干種頻頻變換的密電碼……每獲得一個成果,他都要冒死秘密提交給周怡一份。
      由于楊肆杰出的才干和成績,戴笠對楊肆很器重。1943年,戴笠將楊肆從中校破格提拔為特技研究室少將銜主任。
      然而正是這個國民黨軍統少將銜主任一職,解放后給楊肆帶來了后半生的牢獄之災。新中國成立初,楊肆曾到北京去找他的入黨介紹人和單線聯系人周怡,不料周怡已經病故。在運動中,公安部按照劃分歷史反革命和戰犯的有關條例,把楊肆這位曾在國民黨軍統中被授予少將軍銜的情報人員劃成了歷史反革命分子,判處10年徒刑。刑滿釋放后,楊肆在上海灘靠賣菜、打零工度日。“文革”開始后,他預感到自己在劫難逃,就主動跑到公安局去要求坐牢,理由是自己知道的人和事太多,機密太多,為了保守機密,坐牢最保險、最安全。.
      “文革”結束后,他繼續為自己的冤案申訴,直到20世紀80年代,才被上海市有關單位予以平反,卻一直沒能得到原定罪單位公安部的平反。


■被“屏蔽”的情報功績■

      1949年,黃霖叔叔與我父親金城在北平喜相逢,即在北平西苑的華北人民革命大學(簡稱“革大”)相逢。
      “革大”是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共成立的一所大學,為建立新中國培養和輸送了大批急需的干部和知識分子。
      “革大”在全國公開招生,生源主要是大、中學生和舊中國時期的公務員、職員、軍人和失業人員。學制半年,主要學習馬列主義、中共黨史、時事政策、集體主義價值觀……
學校主要任務有三項:一是用新思想教育培養新干部;二是嚴格對學員進行政治歷史審查,進行思想改造,進行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樹立為人民服務的嶄新價值觀、人生觀;三是篩查特務等反革命分子。黃霖主要就是從事這方面工作,在學校里擔任三部政治研究院的保衛科長。三部被稱為“小臺灣”,因為學員主要是國民黨高級官員和上層人士,學員的政治歷史和思想都比較復雜。我父親金城在中央統戰部工作,曾是北平軍管會的成員。在完成接收北平城的任務后,父親金城又投入到召開新政協的緊鑼密鼓的工作中去,參與選拔、擬定參加新政協會議的人員名單,以提供中央討論審定。而在“革大”學習的舊政權中的高級官員和高級知識分子都是要審查和選拔的工作對象。
       父親金城與黃霖叔叔見面后欣喜若狂,握手擁抱。父親金城簡單詢問了楊老太太和楊家兄弟姐妹的情況后,他們便立即投入到緊張的工作中……臨別時,父親金城囑咐黃霖堅守崗位,努力工作,并催他抓緊解決婚姻問題。在“革大”,黃霖叔叔與張淑芳阿姨相識、相知,并成就了美滿姻緣。
       黃霖叔叔在“革大”結束后,曾被選拔到高級黨校的局級干部班學習,準備派往外交部擔任駐外使館參贊。因不幸患了傳染性肝炎,未能成行。后來,他在華北行政委員會、衛生部和廣東省工作過。但是,他的工資、級別在每個單位都未及時得到提升。為什么?主要原因是他離開了安保戰線,而為了保密,他的情報生涯及其功績只留在了公安部和安全部的檔案里,而在他個人的干部檔案里不準體現,所以他在閻錫山部、在日軍內、在八路軍一二九師三八五旅的情報功績及在延安交際處的情報功績都被“屏蔽”了。而新單位、新領導不了解他,忽略了他。第二個原因在他自己,他只會全力以赴地工作,對工作有膽有智,但是對自己的待遇、升遷卻滿不在乎,無暇顧及。
      據淑芳阿姨告訴我,黃霖叔在衛生部當保衛處處長,調廣東省報到時填表就填寫了“處長”。后來遇到衛生部副部長徐運北,徐對他說:“你在衛生部就是黨組成員,就是正局級。你怎么那么傻!給自己降了級!”黃霖想:降了就降了吧,以后還有機會。趕到再調級時,他又奉調回北京。不料回京后,單位已經調過級了,又一次錯過了機會。1965年,他調到輕工部擔任塑料局副局長,部長很關心他,調級時讓他填寫表格,那時新中國的塑料工業剛剛奠基,他忙得不亦樂乎,竟然忘記了填表。后來淑芳阿姨發現了表格,趕緊催他填寫。但是,等他把表交上去時,人家已經完成了調級工作。接下來是“文革”,一耽擱就是將近20年,直到1984年離休時,黃霖叔才享受到正局級待遇!
      淑芳阿姨說:他就是這樣一個不怕吃虧的人,本來我們家的房子剛夠居住,可當他得知一名年輕干部結婚無房時,就騰出一間讓給人家結婚,一住就是多年。我們一家五口擠得不行,孩子都長大了,我緊著催他,他才找部里給我們調了房子。黃霖叔繼承了其母親肖禹的大慈大愛,一貫公而忘私、心地善良、助人為樂!直到晚年離休后,當他看到延安保安處的同事,甚至比自己晚參加革命的同志,甚至自己介紹入黨的年輕人一個個都當上了部級領導,而自己卻因級別低而看病、住院屢遭困難時,才有些郁悶、有些自責:對于本應得到的晉級、待遇等涉及自身和全家生活質量的那些事,實在是一貫地太粗枝大葉、太馬虎了!而只有當他想到自己在安保戰線立下的功績,想到自己為新中國塑料工業奠基作出的開拓性貢獻時,才感到安慰和自豪。
       黃霖叔叔與我父親金城特別親,他經常來看望我父親和我們。然而,他卻從未找我父親為他的級別待遇等“私事”說過一句話。他的調級“不公”遭遇,還是在他病重、逝世后,他的家人告訴我的。他執著奉獻,淡泊名利,是真正共產黨員的品格。他是我尊敬的長輩,平凡而偉大!我們兩家后人一直保持著交往,堪稱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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