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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章競筆記手稿捐贈儀式暨《阮章競太行山筆記手稿四種》影印本首發式發言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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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1月27日,阮章競筆記手稿捐贈儀式暨中華書局《阮章競太行山筆記手稿四種》影印本首發式在國家圖書館舉行。阮章競之女阮援朝代表家屬向國家圖書館捐贈了阮章競《在太行山時期的一些材料》等筆記手稿共計87種178冊件,國家圖書館館長韓永進代表國家圖書館接受捐贈,并向家屬頒發捐贈證書。

      國家圖書館副館長張志清、中華書局副總編輯李占領、中國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常務副會長章百家以及黨史、軍史、文學領域的專家學者50余人出席了首發式。與會嘉賓圍繞阮章競筆記手稿的歷史和研究價值進行了深入的討論。

      與會者一致認為,阮章競先生家屬將這批筆記捐贈給國家圖書館,是有見地的義舉。捐贈給國家圖書館,不僅能保護保存文獻,還使這批筆記手稿成為了公共資源,供各方面的社科研究者使用,成全了前人“存史”之功,是澤被后世的好事情。

國家圖書館副館長張志清:

     1954年國家圖書館正式創設名家手稿文庫時,阮章競先生就親自將代表作《漳河水》手稿無償捐贈我館。2002年,阮援朝女士又將阮章競談《漳河水》創作經過與體會的《漫憶咿呀學語時》手稿捐贈我館。此次捐贈,使得國家圖書館的阮章競手稿收藏更具規模、更成體系。
      阮章競很早就具有自覺而強烈的“存史”意識,對親自經歷的社會變革,對在社會變革中做出犧牲的戰友、鄉親,始終抱有一份“后死者”的責任心和使命感,他自賦使命,要為這些人和這些事留下文字記錄。然而,當時他所做的大量文字記錄,已隨戰火湮滅。此后又經歷“文革”浩劫,幸存至今的文字記錄顯得尤為珍貴。此次捐贈的手稿,是全部幸存下來的阮章競筆記手稿。包括太行山相關筆記;1946 年太行第二屆群英會時在武委會上做的會議記錄;1950—1954 年在華北局宣傳部時期的工作筆記;1956—1959 年在包鋼建設中的工作筆記;1961 年訪問墨西哥、古巴兩個拉美國家,親歷“吉隆灘戰役”的前線筆記等等,涉及文學、語言、民俗、講話記錄、工作采訪等諸多方面,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因為這些筆記手稿,沒有加工,沒有干預,完全以最初的面貌呈現,為人們提供了大量豐富的第一手史料,也為人們真切了解那段歷史提供了一個入口。

中華書局副總編輯李占領:

       此次影印出版的阮章競太行山四種筆記分別是:《民間語言記錄》、《鄉間紀事》、《土改紀事錄》和《重回太行山筆記》,前三種是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阮先生在太行山抗日根據地的有關日記、筆記,第四種是1963年阮先生為給自己創作長篇小說補充素材,而重回太行山進行的各種座談筆錄,保存了當年的抗戰親歷者關于太行山抗戰生活的一些回憶。——這四種筆記從不同側面記錄了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太行山地區的歷史環境和人民群眾的生活狀態,是重要的革命史、文化史資料,有重要的歷史價值。

      作為學歷史的人。我更推崇的是阮章競先生的“存史”意識。就是隨時隨地有意識地記錄和保存生產生活和工作等方面的各種資料——這一方面反映了阮先生對歷史的尊重和高度負責,一方面也給后來的史學工作者留下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使得后出的史學著作,內容會更真實、更充實、更飽滿,立論更有依據。這一點,對史學研究、對史學工作者非常重要。

河北大學文學院教授閻浩崗:

     我把迄今為止關于土地革命的文學作品分為三個主要類型,即“典范土地革命敘事”、“非典范土地革命敘事”和“反典范土地革命敘事”。所謂“典范土地革命敘事”,是指以無產階級革命意識形態為指導,嚴格按該意識形態對社會階級關系及不同階級本質的判斷進行描寫的作品。所謂“非典范土地革命敘事”,是指雖然也以意識形態為指導,但作者個人體驗與認識仍起一定作用的作品。所謂“反典范土地革命敘事”,是指新時期以后出現的對“典范土地革命敘事”進行“修正”、補充或顛覆式描寫的作品。

     對照阮章競太行山筆記中的有關內容,以他不曾發表的《南王翻身謠》和《赤葉河》的創作為例,重點探討“典范土地革命敘事”的敘事模式是如何形成的,其中有哪些經驗教訓。

      太行山筆記作為阮章競的工作筆記與備忘錄,是真實記錄當年客觀現實、反映作者真實感受與想法的可靠一手材料。其中關于太行山地區土改的材料既揭示了“惡霸”型地主是客觀存在,并非作家們向壁虛構的產物,又說明還有大量非惡霸型地主;既反映了土地改革的必要性和正義性,又揭示出土改中干部和農民積極分子的暴力過火行為。

     《南王翻身謠》之所以當年不曾上演和發表,是因在它寫成的年代,徹底推翻地主階級成為黨在農村的首要任務。而該劇只寫了一個“反惡霸”故事,對地主的地租和高利貸剝削并未重點突出。《赤葉河》的初稿本在寫有權勢的地主欺壓農民的同時,也寫到農民勞動生活的快樂、賭博致窮,寫到土改之后最初兩年的農民生活時并未渲染歡樂氣氛。這些“非典范”性的情節,在以后的反復修改中被逐步刪除殆盡。但定稿本仍將青年農婦燕燕自殺的原因除了歸罪于地主欺辱,也把其丈夫王禾子的封建貞潔觀念作為原因之一,這反映出該劇仍有一定的“非典范”性。而這種“非典范”性,在今天看來使它較之那些完全合乎意識形態規范的“典范土地革命敘事”更接近歷史的真實,內涵更為豐富。阮章競晚年在回憶錄中談到當年聽取眾人意見,反復修改,已近乎集體創作,“而集體創作是違反藝術規律的。”這是阮老的切身體會,值得研究者注意。

中央黨校黨史部教授王海光:

      看了阮章競的筆記之后,我覺得很震撼。他記錄的非常詳細。作為一個文學家,他是盡可能的要把原生態的東西表現出來,使他的筆記具有了超出一般工作筆記的價值。

     阮先生記錄的是他本人1948年3-5月在河南安陽搞土改復查,正好碰到毛澤東、任弼時在給土改糾左的這個過程當中,前后的歷史過程記錄得非常詳細。晉冀魯豫是土改搞得比較較激烈的地方,殺人是非常多的。這個情況我們從文件當中可以看得到。但是具體是怎么操作的,它的細節是什么樣的?阮章競的土改記錄是真實的現場記錄,調查的非常細。既看到47年土改中一些慘烈的場面,也可以看到48年在糾左的過程中間,怎么樣調整的政策。
      他的太行土改筆記內容很豐富。這個村子在國民黨來的時候,干部們上山了,然后又回來。在這個拉鋸過程當中,對于民眾的心理影響是怎么樣的?筆記上有很深刻的一些反映。阮章競用一些很土、但是又很準確的語言把它描繪出來:“麻雀跟著蝙蝠走”,來表示普通民眾的那種無奈和順從。這種對普通民眾心態的反映,很有意思。

      在這一過程中,可以看到更細致的那種原來鄉村里面的權力關系,和后來革命所建構的權力關系,中間有沖突。這個沖突我們在正式的文件當中,往往是說要執行團結中農路線啊,用這些大而化之的話來說。在筆記當中,反映這些都是很具有現場感的,對革命斗爭中的那種復雜性、雙重性、兩面性、細節性有更充分的展現。對大多數農民來講,自己是中農,卻不知道自己怎么被劃分成為中農的,怎么就成了團結對象;而且也可以看到在組織農會、建立貧農團的過程;農民們感到不入農會好像就是異類,就會有被邊緣化、甚至有被批斗、被處理的危險性;讓我們看到土改中的眾生相。革命洪流席卷下的貧富關系、革命和革命對象的關系、普通農民和勇敢分子農民之間的關系,在這個筆記中間表現得比較充分。

      我認為從史料價值的角度上講,這個筆記有可能會超過阮章競文學上的成就。筆記對于研究47年、48年的土改,提供了第一手的原始資料。當然確實還會有一些工作需要做。就是需要到現場,去看看當地運動的整個環境是怎樣的。把當地的土改運動整體情況摸一下之后,再結合地來看這個筆記,它的史料價值可能就更充分的展現出來。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韓鋼:

  

      會前我對阮章競先生的生平做了一些案頭的工作和了解,突然發現我的兒童時代,還真是受到過他文學方面的影響,就是他的童話詩《金色的海螺》。我們50年代前后生人的大概都會有印象。


      今天想講講這套筆記的文獻價值和研究價值。當然在不同的學科會做不同的歸納,文學方面的、史學方面的、甚至還有社會學方面的、民俗學方面的等等。在歷史學方面的。

     從文獻的角度看,這是一套原始文獻,沒有被干預,就是沒有人對它進行過加工,沒有人對它做改編、取舍、刪節、增添。這樣的史料對于我們研究歷史的工作者來說,是最感興趣的,也是最強調的。這套筆記完全是影印的,它的一切都按照原始面貌保存下來。這樣的筆記,就跟我們以往讀到的那些經過轉錄以后的筆記相比,它的文獻價值更高,它的可信度更高。

     從研究的角度說,這套筆記給我的印象,首先是阮章競先生這樣30年代從開始傾向革命,到投身革命后,對革命文藝所做的大量實踐,呈現了他對實際的政治斗爭生活,甚至包括軍事斗爭生活,所投入的精力,這非常重要。寫文化人與革命之間互動關系的作品有很多,個人原始筆記的特點是沒有被建構過,是最原生態的東西,提供了非常生動具象,并且很可靠史料。對研究革命文化人在共產革命過程中的心理變化,非常具有研究價值。比方他的《鄉間記事》:1945年6月8日,我這樣一個沒有底層工作經驗的人,要到鄉村去工作,去調查,他說“感到有些怯”,還講了一二三四幾個理由。這對了解文化人和革命之間的互動關系,很有幫助。

      這套筆記還提供了底層社會跟革命的互動關系,最原生態的原始史料。他的記錄涉及到中國北方農村的地權狀況、底層的金融狀況、借貸關系、中國北方農村底層的社會結構,相互之間的鄰里關系,甚至包括風土人情習俗等等。還反映了這樣的革命深入到鄉村以后,鄉村所發生的變化——不是單純的主動和被動,而是模糊的,多面相的,復雜的,豐富的。

      革命影響了鄉村,鄉村也會影響了革命。這套筆記也是研究底層革命史的重要文獻。中國北方農村的鄉村土改實際上一開始是采取激進主義的政策的。從47年底開始,中共高層開始作修正。底層、中層對此是怎么反應的,過去缺乏這兩個層級的敘述。但是通過阮章競的筆記可以發現,不同層級有不同的應對和反饋。比如一則很小的筆記很有意思,是阮章競先生1948年的3月,到了安陽的西積善村,去做土改糾偏。上級的政策,底層貫徹執行時并不簡單。一個女土改工作團員,阮章競先生給她起個綽號叫百靈鳥。不是說她歌唱得多好,而是說這個人喜歡嘰嘰喳喳。在研究商量土改中賠付問題的時候,有兩種意見。阮章競先生主張按照實際損害的多少賠付,百靈鳥主張應該按階級成分來賠償。會上爭執的細節,就反映了不同層級應對糾偏的復雜面相。這在過去宏大敘事的土地改革史中是看不到的。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教授辛逸:

     我說三點。第一是阮章競先生的存史意識。他不僅有存史意識,關鍵是他在實踐。他本人并不是歷史學家,但他的存史精神,他對那個時期史實記憶的追求,已經遠遠超過現在的很多史學家。
     第二,訪問筆記是一種間接的經歷史,雖然有一定的碎片化,不是很連貫,但是比較真實地記錄了當事人的經歷。對我們耳熟能詳的宏大的歷史敘事的結論,應該有很好的補充、豐富,甚至是修正的作用。這就是阮章競先生筆記重要的史料價值,是我們應當高度重視的。
     第三,舉幾個例子。
     1948年5月21日上午研究怎么退賠侵占中農房子的問題。第二天上午開會討論賠償中農的等級和數目,有爭論。說明當時侵占中農的利益是非常普遍的。我感到阮章競先生是一個很有見地的文學家、革命家,他有一段話,讓我非常佩服他的洞悉力。他說:“在土改中中農是同盟軍,但在生產中他就成了主力軍。”當時農村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是誰?真正能夠生產大量糧食來支援前線,為最初的工業化、糧食的商品化作出最重要貢獻的是新中農。他從這個角度來理解中央的政策,來理解保護中農。

      筆記中記錄老百姓和日本侵略軍之間的關系,寫的簡潔又活靈活現。譬如他記錄:“有個老農民,拉牲口藏在破窯里。敵人過來,一二人,背防毒面具包,發現牲口,拉走。老農民看見無人就把敵人打死,晚上和兒子把敵人扔掉。”“在安陽六七人,把最后走的太君弄死,搜了東西文件把日軍扔在水窖中。幾天后,有一日軍還活,在井里罵,后用磚頭砸死。得了兩條槍。”
      再比如阮先生訪問了一個既參加過抗日,又參加過入朝作戰的戰士。他說:入朝后“換朝鮮人民軍服裝,人家是斜紋的,我是平面,帽未換,鞋未換。”第一戰役打興安洞,“敵飛機來,放照明彈,我猛突,把敵按到山溝,四十多敵,全部抓住。敵不肯走,情況很緊。營長說果斷處理。拿機槍手榴彈,全部點了。”看了這部筆記,感到確實應該認真學習。我們的歷史建構、歷史敘事,需要更多的細節來補充,來豐富歷史的多面性,甚至顛覆、修改被神話了的歷史。

當代史學者徐慶全:


      阮章競先生是1936年參加左翼運動起來的一位作家。這一批在35、36年參加左翼運動的革命作家所走過的路大致差不多。比如周揚、夏衍、陽翰笙、田漢這些作家,一路走來,到了建國后都成了官員,作品較少。

     阮章競先生與這些人不太一致。他這個人身上有一種比較糾結、矛盾的地方。他在太行山呆了12年,盡管是個文藝家,但是在抗日前線、第一線打鬼子的。他做過游擊隊指導員,后來領導太行山劇團、寫東西。43年整風,從他的筆記材料或者其他材料中,能看出對于整風他有作為知識分子和作為官員的兩種理解。這兩種理解實際上糾結得很厲害。
      建國后,他在華北局宣傳部當文藝處長,那是個不小的官。大區撤銷,他到了中國作家協會,做黨總支書記。他本來可以在仕途上接著往前走,遇到反胡風、反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他糾結的無以復加。最后他決定自己跑了。跑到包頭鋼鐵公司去掛職當宣傳部長,寫東西去了。
     粉碎四人幫以后,他雖然是北京市作家協會主席,北京市文聯副主席,似乎他對這些都不感興趣,他一直在寫作的過程中糾結。革命需要他做官員,但是內心的創作欲望使他想擺脫這種境遇。80年代是老作家邊緣化,新作家新思潮蜂起的年代,他還在創作長篇小說《太行山不倒》,還在固守著他的創作體系。這又出現了一個矛盾,老作家和新作家之間的一種矛盾。我用的詞就是“很糾結”。如果我們單純地把他看成是個人的糾結,那無助于對這個現象的研究。如果把他放到中國革命大的歷史邏輯當中,就能看到革命與知識分子、知識分子與官員、革命對知識分子的一種沖擊邏輯在里面。
      看了太行山筆記,加深了我以前的一個觀點:文學、作家到底與中共黨史有什么關系?我們現在黨史界的老師講黨史,講到文學都是幾筆帶過的。可是反過來呢?文學從普羅文學開始,實際上就是革命鏈條上的一顆螺絲釘。到1942年《講話》以后提出的口號“文藝為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文藝就是在黨的宣傳工作里面的。但文學研究和黨史研究分開了。比如周立波的《暴風驟雨》,只看作品本身,很少看作品產生的背景在哪里。看阮章競筆記會發現,他透露出來的信息,基本上是與黨史研究息息相關的。黨史界對當代文學史的研究,當代文學史對黨史的理解,這兩者應該緊密聯系起來。手稿筆記中所記的內容,也印證了我的這個想法。

原中央黨史研究室《周恩來傳記》組長李海文:


      阮章競的名字是從《婦女自由歌》知道的,這些歌的影響很大,傳播得更遠。我是研究黨史的,剛才大家談到土改。郭小川寫過《一個和八個》,阮章競寫過《赤葉河》,他們都是親臨其境參加過戰斗的人。他們寫的都不是典范的土改。我認為他們寫的都是眼睛看到的。社會是非常復雜的。寫出來的歷史要比真的歷史簡單多了。所以我們要告訴后人歷史的復雜性,不是號角一吹響,一沖鋒,必然就拿下那個山頭了。不那么簡單,要是拿不下那個山頭,也許人就崩潰了。特別是新聞出版總署、黨史研究室,應該讓大家把這種復雜性寫出來,這樣我們的后人才不會走彎路。我今年見過一個俄羅斯學者,他說:你看,美國人說如果我們改革,他們就不會東進。美國人騙了我們,他們都東進到波蘭去建軍事基地了,把烏克蘭瓦解了。我說你該想想為什么會受騙。因為了解的歷史太簡單了。簡單環境下成長起來的人,不會考慮復雜的問題,會輕信,上當。歷史工作者有義務把歷史的復雜性告訴大家。


     原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國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常務副會長章百家(章文晉之子):

      對阮章競先生我最早接觸他的作品就是《婦女自由歌》。我剛記事的時候,大喇叭里整天播這個歌,那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的時候。但是那時候我不知道作者是誰。


     看了阮章競先生的回憶錄。首先我感覺阮章競先生是那個時代非常典型的一個文化青年,投身于抗戰、投身于革命,所以在他身上其實是有兩種氣質的,一種是作為文化人的氣質,另外一種是作為戰士的氣質。這兩種氣質在現實生活中可能會有一定的矛盾,會比較難處理。他是利用自己所有的特長,來為民族贏得這場戰爭做出努力和奮斗。他是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所以他有痛苦,在面對中國革命的時候,他會覺得革命隊伍中有一些現象,不是他原來所想象的。在這里面他也會有一些糾結。但是他堅持自己的革命理想,也堅持自己的人性,我覺得這一點是非常不容易的。

      他們這一代人真正能夠把東西留下來,特別是原始筆記留下來,那是非常不容易的。有戰火,有好多種原因使得筆記不容易留下來。比如我父親長期做地下工作,地下工作者有一個基本習慣——絕對不留任何東西。我母親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工作開始一直記筆記,而且一直留著。但是“文革”的時候全部燒掉了,因為那里面涉及了太多的人、太多的事兒,如果筆記被人抄走的話,那肯定就不行了。

      我覺得阮章競從他個人的角度,從一個有文化、有良知的人的角度,他能夠把自己看到的事情客觀的寫下來,把自己對各種事物的評價寫下來。很多人不把自己對這個事的看法寫下來,只記錄這個事本身。所以,這些評價是這部手稿中價值非常特殊的地方。

      會上阮援朝代表家屬首先做了致謝發言。原中國證監會紀委書記李小雪(李雪峰之子)、原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中國新聞文化促進會理事長李東東(李莊之女)也在會上發言,表達了對阮章競先生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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