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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與1962年中央財經小組
來源:《黨史博覽》2013年第11期  作者:曹應旺  點擊次數:3028
      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為什么要拋開1957年1月10日設立的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成立中央財經小組?1958年中央財經小組是什么性質的機構?為什么廬山會議后它就好像消失了?1962年三四月間產生的中央財經小組,是對1958年中央財經小組的恢復,還是重新成立的與1958年中央財經小組性質不同的機構?1962年中央財經小組的命運如何?
       這些問題史學界并沒有完全搞清楚。有的史學著作斷定1962年中央財經小組是對中斷了的1958年中央財經小組的恢復。有的史學著作這樣注解中央財經小組:“是1958年6月10日黨中央決定成立的,由陳云任組長。小組隸屬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全面領導財經工作。”這個注解模糊了1962年中央財經小組與1958年中央財經小組的不同性質。本文結合這個注解,對上面幾個問題作初步回答。
1957年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與1958年中央財經小組
      1957年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是由中共中央下發通知成立的。通知的范圍包括中央委員會各位委員和候補委員,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國家機關各黨組、各人民團體、軍事各部門。通知的內容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決定:“由陳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黃克誠五同志組成五人小組,在中央政治局領導下,統一領導國家的經濟工作。由陳云同志任組長。”這個小組是由黨政軍中負責財經工作的主要人員組成的。陳云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是黨中央負責財經工作的主要領導人。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并分別擔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國家財政部部長,是政府里三個主要經濟部門的負責人。黃克誠是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秘書長(此前曾擔任解放軍總后勤部部長)。這個小組無論是從人員構成看,還是從“統一領導國家的經濟工作”的性質規定看,都可以說是中央經濟工作領導小組,是在國家財經工作中起決策作用和領導作用的。
       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成立后,在一年多的時間里主要做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改進經濟管理體制。這件事是針對計劃經濟體制建立起來后,暴露出中央集權過多和國家對地方和企業管得太死的弊端提出來的。目的是要通過改進體制,正確處理中央與地方、企業的關系,解決中央集權過多的問題,給地方政府和企業以一定程度的因地制宜的權力,進一步調動其發展生產、建設國家的積極性。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先從工業、交通、農業、文教、商業、財政等六個方面開展調查研究,到1957年7月中旬形成《關于在若干工作中劃分中央和地方管理權限問題的意見(草案)》下發各地研究。8月,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先后在沈陽、上海分別召開東北三省和南方九省市經濟管理體制改進工作座談會,在綜合各方面意見的基礎上,對《意見(草案)》加以修改,分別形成《國務院關于改進工業管理體制的規定》《國務院關于改進商業管理體制的規定》《國務院關于改進財政體制和劃分中央和地方對財政管理權限的規定》。9月至11月,這三份文件經過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國務院全體會議討論,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會議批準施行。雖然由于“大躍進”運動,這三份文件在執行中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但是為后來新時期的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經驗。
       第二件事是研究解決人民的吃飯穿衣問題。這件事是針對1956年國家基本建設規模過大、投資過多,出現了人民生活消費品嚴重供不應求的現象提出來的。目的是要發展農業和輕工業,增加生活消費品,實現建設和民生的平衡,把國家建設擺在老百姓有吃有穿的基礎上。這對我國1957年宏觀經濟效益的提高發揮了重要作用。

      1958年中央財經小組也是由中共中央下發通知成立的,陳云仍擔任組長。與1957年通知成立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不同,1958年中央財經小組是與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四個小組一起成立的,成員由五人增加到12人,新增了譚震林、鄧子恢、聶榮臻、李雪峰、賈拓夫、王鶴壽、趙爾陸等七人。這是不是要加強中央財經小組的作用呢?聯系當時的背景和對這個財經小組性質的規定看,回答是否定的。

     1958年5月,劉少奇、鄧小平、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前排左起)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


1958年中央財經小組的性質

      1958年中央財經小組是在毛澤東嚴厲批評反冒進和發動“大躍進”的背景下成立的。1958年初,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嚴厲批評反冒進,直接點名批評了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但是,會上毛澤東批評綜合平衡的思想,批評財經部門不向中央政治局通報情況,批評“天天談市場,天天談庫存”,顯然是批評陳云和以陳云為組長的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的。會后,毛澤東在談話中也明確地講“批評主要是對陳云同志的”。
      陳云因病沒有參加南寧會議,但在2月中旬召開的傳達南寧會議精神、批評反冒進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主要由陳云檢討反冒進“錯誤”和接受批評。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的另外兩名成員李先念和薄一波,也各自對在反冒進中所犯的“錯誤”進行了自我批評。這次會上,毛澤東從決策權和組織程序上批評了反冒進。他說:“政治設計院究竟在哪里?”“我是個主席,我也沒有參與設計。每年的年度計劃,總是到外面看戲的人已經到了,演員要登臺了,然后請你簽字,叫作強迫簽字。”“事實上是一種封鎖。你事先不拿出來嘛,你不讓我們參與設計嘛,你只拿成品嘛。”在3月的成都會議和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陳云再次檢討反冒進“錯誤”。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陳云作檢討的發言稿上毛澤東寫下了這樣一段話:“無論是工業方面、農業方面、財貿方面或交通運輸方面的工作的方針路線問題及大的政策問題,都應經過中央和各級黨委,作出決定。”這仍然是對過去經濟工作的決策權、決策程序的批評。
       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會后全國掀起了“大躍進”高潮。在這種形勢下,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各小組的通知》。其中,中央財經小組代替了1957年1月設立的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通知》中毛澤東加寫了一段話:“這些小組是黨中央的,直屬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向它們直接作報告。大政方針在政治局,具體部署在書記處。只有一個政治設計院,沒有兩個政治設計院。大政方針和具體部署,都是一元化,黨政不分。具體執行和細節決策屬政府機構及其黨組。對大政方針和具體部署,政府機構及其黨組有建議之權,但決定權在黨中央。政府機構及其黨組和黨中央一同有檢查之權。”這段話是對此前中央經濟工作的決策權在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和國務院,不在中央政治局的再一次的批評,也是對此前“政治設計院不在政治局”在組織措施上的具體糾正。這段話明確規定了1958年6月成立的中央財經小組的性質,即:與此前的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不同,它已不是根據中央決策統一領導國家經濟工作的機關,而是一個僅有建議權的咨詢機構。
      盡管1958年中央財經小組的性質和權限已不同于1957年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但為了在“大躍進”的形勢下,從財經方面發揮好對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主席的參謀作用,仍然進行了大量的調查研究,開展了很多工作。中央財經小組組長陳云多次主持中央財經小組會議,研究解決國民經濟計劃問題、工農業生產和基本建設問題、人民生活問題。在工農業生產和基本建設方面,組長陳云提出了先生產后基建的方針,提出生產、基建有矛盾時,基建應服從生產,并在兼任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主任時下大力解決基本建設工程質量問題。為緩解“大躍進”帶來的市場緊張和人民生活困難,陳云致信中央財經小組,提出采取認真精減1958年多招收的工人,糧食要省吃儉用,組織豬、雞、鴨、蛋、魚的生產與供應,安排日用品的生產等有效主張。可以說,“大躍進”以來作為咨詢機構、發揮參謀作用的中央財經小組的工作是有重大成效的。廬山會議之前,毛澤東甚至認為“大躍進”以來他直接抓經濟工作沒有以前陳云搞得好,并動情地說:“國難思良將,家貧思賢妻。陳云同志對經濟工作是比較有研究的,讓陳云同志來主管計劃工作、經濟工作比較好。”


1958年中央財經小組無疾而終

      然而,廬山會議后再也聽不到中央財經小組的聲音了,可以說是無疾而終。這是什么原因呢?從表面上看,似乎與廬山會議前陳云因病休養將中央財經小組組長職務交給李富春代理有關。但從根本上看,與廬山會議后期“反右傾”聯系批評反冒進,會后繼續“大躍進”密切相關。
      廬山會議后期,毛澤東尖銳批判彭德懷意見書的“右傾思想”時,幾次點到1956年至1957年期間反冒進的“錯誤”,并將二者聯系起來。毛澤東認為彭德懷的意見書其實就是“大躍進”形勢下的反冒進,“在廬山會議上提出反冒進,大潑其冷水,簡直是罪惡”。毛澤東在會上奉勸一些人講話要注意“方向問題”:“我所謂方向,是因為一些人碰了一些釘子,頭破血流,憂心如焚,站不住腳,動搖了,站到中間去了,究竟中間偏左,偏右,還要分析。重復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錯誤的同志的道路,他們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拋到右派的邊緣去了,距右派還有三十公里。”他還說:“如果講現在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反過來講,那時的反冒進就是資產階級的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的泄氣性、悲觀性。”“反冒進的一些人,這次站住腳了。”“相信陳云同志也會站住腳的。”
       陳云因病沒有參加廬山會議,鑒于毛澤東把“右傾”思想同反冒進聯系起來批評,病中的陳云是不便以他本人或以中央財經小組名義發出不同于毛澤東的聲音的。加上廬山會議后“反右傾”鼓干勁,“左”的指導思想更加盛行,以陳云為組長的中央財經小組原來提出的削基建、保生產、保市場等一系列緩和市場緊張、解決人民生活困難的主張,都被淡化甚至擱置起來,經濟工作中的高指標又卷土重來,以陳云為組長的中央財經小組不可能發聲公開表示不同意見。


1962年中央財經小組的成立

      1962年中央財經小組,是在1962年2月下旬劉少奇主持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史稱“西樓會議”)上決定成立的,但正式通知成立的時間是1962年4月19日。因為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后去外地視察沒有出席“西樓會議”,包括成立中央財經小組在內的重大決策,是在3月中旬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飛赴武漢向毛澤東報告并得到毛澤東同意后才正式定下來的。
      這次通知成立中央財經小組的文件是由中共中央辦公廳署名下發的,內容是中央決定:“中央財經小組由陳云同志為組長,李富春、李先念同志為副組長,周恩來、譚震林、薄一波、羅瑞卿、程子華、谷牧、姚依林、薛暮橋等同志為組員。”
       這次通知成立中央財經小組,與1957年初通知成立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和1958年6月通知成立中央財經小組有幾點不同。第一,前兩次通知都是以中共中央的名義下發的,這一次卻是以中共中央辦公廳的名義下發的。這種降格似乎透露出毛澤東對它的重視程度不如前兩次高,甚至包含著毛澤東對包括成立中央財經小組在內的“西樓會議”的決策是有所保留的。第二,前兩次通知都有“成立”小組的意思,這一次通知只是確定了組長、副組長、組員是哪些人,沒有提“成立”二字,也沒有提“恢復”二字。第三,前兩次通知都明確規定了小組的性質,盡管規定的性質不一樣。1957年初通知成立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規定這個小組“在中央政治局領導下,統一領導國家的經濟工作”。1958年6月通知成立包括中央財經小組在內的幾個小組,規定這些小組沒有決定權,是只有建議權的咨詢機構。這次通知則沒有明確規定這個小組的性質。這似乎是在有意避免與1958年6月通知的對立。
       盡管在中共中央辦公廳下發的文件中看不到1962年中央財經小組的性質,但“西樓會議”的決定和在中央一線主持工作的劉少奇的意見是規定了1962年中央財經小組的性質的。據鄧力群回憶:“西樓會議”決定“重新成立財經領導小組”。據1962年中央財經小組組員薛暮橋回憶:“西樓會議”后,“少奇同志指示陳云同志,將財經小組從過去的咨詢機構改為決策機構”。根據兩位當事人的回憶可以斷定1962年中央財經小組的性質是“財經領導小組”,是中央財經工作的“決策機構”,是起領導和決策作用的。這個財經小組不是如有些史學著作所說的是“恢復成立”,而是“重新成立”,它同1958年成立的中央財經小組,雖然名稱上都叫中央財經小組,但性質是不一樣的。
       1962年中央財經小組在當時財經工作中實際上發揮了重要領導和決策作用。
       第一,這個小組的靈魂人物陳云在“西樓會議”上的講話,以及其三天后在國務院召開的有各部委黨組成員參加的會議上的講話,既把當時財政經濟的困難講透了,向大家交了底,也把克服困難的辦法講實了,讓大家感到有辦法克服困難。陳云的辦法是:把十年規劃明確分為恢復和發展兩個階段;把減少城市人口,精兵簡政,作為克服困難的一項根本性措施;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農業增產作為根本大計;千方百計做到財政、信貸收支平衡,抑制通貨膨脹;盡力保證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計劃機關的注意力從工業、交通方面轉移到增加農業生產,解決吃、穿問題,保證市場供應,制止通貨膨脹上來。陳云的講話成為此后國民經濟進行“傷筋動骨”大調整的重要指導思想。
       第二,這個小組所做的頭件緊迫而重大的事情是調整1962年年度計劃。國家計委原提出的1962年年度計劃草案基本建設規模和重工業產量指標過大,存在很大供求缺口。3月7日和8日,中央財經小組的第一次會議就是研究調整1962年年度計劃,實際上是要把工業生產和基本建設的發展速度放慢,以便把重點真正放在農業和市場上。4月初,中央財經小組經過反復討論,形成了《中央財經小組關于討論一九六二年調整計劃的報告》,要求對所有的工業企業進行排隊,把生產任務首先分配給那些原料、材料和燃料消耗少,成本低,產品質量好,品種多,勞動生產率高的企業,使它們能夠進行正常生產。對沒有生產任務和生產任務不足的企業,分別采取停產關閉、適當合并、縮小規模、改變任務等辦法來處理,并使減下來的人回到農村去,加強農業生產。這個《報告》經毛澤東批準,于5月26日發往全國各地。接著,國務院又組織若干個工作組,由有關部委負責同志帶隊,國家計委和國家經委派干部參加,到各大區和重點城市,同地方同志一道落實壓縮城鎮人口、精減職工、削減基本建設規模以及關停并轉企業等各項任務。這份《報告》確定了大調整的重大措施,它的實施成為經濟恢復與實現財政經濟狀況根本好轉的關鍵步驟。


1962年中央財經小組的命運

     1962年中央財經小組自成立到當年8月中央北戴河會議之前,真正存在的時間只有四五個月,此后又無疾而終了。但是,1962年中央財經小組無疾而終的原因,與1958年中央財經小組無疾而終的原因是完全不同的。
      第一個不同是:1958年中央財經小組到1959年廬山會議前,陳云因病經毛澤東批準將組長職務交給李富春代理,可以說,這個小組在形式上是組長職務在被代理中無疾而終的。1962年中央財經小組是在陳云的組長職務沒有交給任何人代理的情況下無疾而終的。
第二個不同是:在指導思想上,1958年中央財經小組是在1959年廬山會議后繼續“大躍進”的形勢下,其靈魂人物陳云不便說與“反右傾”相左的話,又不愿說與“反右傾”完全相同的話而無疾而終的。1962年中央財經小組是在其靈魂人物陳云對困難形勢的估計不同于毛澤東,尤其是提出包產到戶、放寬農村政策觸怒了毛澤東的情況下無疾而終的。
      第三個不同是:在組織程序和組織保證上,1958年中央財經小組是按照毛澤東的想法成立的,毛澤東修改決定其成立的中央文件,規定其咨詢性質,體現了服從開展“大躍進”組織保證的要求。這個財經小組無疾而終,影響不大。1962年中央財經小組是按照劉少奇的想法成立的,體現了加大國民經濟調整力度的組織保證的要求。這個財經小組在北戴河會議后雖在形式上已不存在,但其確定的調整國民經濟的措施仍在執行中。
      1962年中央財經小組是在什么關節點上無疾而終的呢?這個關節點就是如何調整農村政策。陳云把調整農村政策,放寬農民自由作為解決糧食緊張問題起基礎性作用的對策。起初,陳云提出的母豬私養、增加農民自留地等主張,是得到毛澤東支持的。但1962年中央財經小組成立后,北戴河會議前的7月初,陳云向毛澤東提出支持安徽等地農業包產到戶的做法,發揮個體生產積極性的主張,不僅未被采納,反而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指責。從此,陳云在政治上受到冷遇,遠離了中央最高決策層,成立不久的中央財經小組也就無疾而終了。
     1962年中央財經小組的無疾而終,與毛澤東是有關系的,但如果完全看成毛澤東的責任,那未免有失公正。
      毛澤東公開承認開展“大躍進”以來的經濟工作是由他主導的,而“大躍進”以前的經濟工作是由周恩來、陳云主導的。他說:“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主要責任在我身上,應該說我。過去責任在別人,恩來、陳云,現在應該說我。”毛澤東還多次公開表示改變由他直接抓經濟工作的做法,恢復由陳云抓經濟工作。如廬山會議之前,毛澤東曾表示他不能搞經濟工作,他不懂,“還是陳云搞得好”,“讓陳云同志來主管計劃工作、財經工作比較好”。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又說:“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中間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工業、商業,我就不大懂。”他又稱贊陳云:“陳云同志,特別是他,懂得較多。”可以說1959年廬山會議后期“反右傾”打斷了毛澤東恢復由陳云主管經濟工作的想法。1962年七千人大會及其后,如果有一個讓毛澤東下臺階的機會,由毛澤東提出恢復由陳云主管經濟工作是可能的。但是,這樣的機會并沒有出現,反而出現了一個讓毛澤東心里不快的決定。這就是在毛澤東去外地期間,1962年2月下旬“西樓會議”決定成立有決策權的中央財經小組,并于3月7日、8日召開了中央財經小組第一次會議,直到3月16日才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飛赴武漢征求毛澤東的意見。
      陳云曾說:“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毛主席要我講話,我不講話,主要是和稀泥,這不是我陳云的性格,同時不能給毛主席難堪。”而成立以陳云為組長并有決策權的中央財經小組是比那更讓毛澤東難堪的事情。
        其一,劉少奇等是在1962年中央財經小組實際上已經成立,并召開了一次有實質意義的中央財經小組會議之后,才去武漢向毛澤東報告的。這是毛澤東所不愿看到的“我是個主席,我也沒有參與設計”的事實。
       其二,1962年成立有決策權的中央財經小組,與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成立的只有建議權的1958年中央財經小組,在做法上、要求上都是對立的。
       其三,毛澤東已經表示領導經濟工作他不如陳云,讓陳云擔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領導國民經濟調整他是愿意的,由他作出“陳云出山”的安排也是有可能的,而現在卻采取了讓毛澤東被動表態的形式、外力強加的形式,這也是毛澤東所不愿看到的。
       這種難堪是1962年中央財經小組無疾而終的原因之一,也是后來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遠因之一。毛澤東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就“聯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劉少奇在檢查中也聯系到1962年推薦陳云擔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的事情。劉少奇寫道:“由于我當時過分信任陳云同志,并且偏聽他的意見,在思想上同他有共同性,所以我向中央和毛主席推薦陳云同志做中央財經小組的組長。毛主席此時不在北京,我和中央其他幾位同志到毛主席那里匯報了北京討論的一些情況,并把已經擬好的中央批發陳云同志的講話的文件送請毛主席批發。我后來才知道毛主席是根本不贊成我們對當時的形勢估計和某些做法的。”
       今天我們研究1958年和1962年中央財經小組,一是要把真實情況弄清楚。說1958年中央財經小組與1962年中央財經小組一樣,是全面領導財經工作的機構,這是不真實的。說1962年毛澤東同意成立以陳云為組長的中央財經小組,這也只看到了表面的和片面的情況。二是要從中吸取經驗教訓。當時中央領導集體采取一線、二線的領導體制是不成功的。黨中央主席毛澤東處于二線,第二把手劉少奇和總書記鄧小平處于一線,“兩線”之間容易產生矛盾,稍有對立,不善迂回、協調,勢必激化矛盾。“文化大革命”這場悲劇,從一定的角度上說正是“兩線”矛盾激化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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