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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懷(1898~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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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懷(1898~1974)
     彭德懷,原名彭清宗,字懷歸,號得華。1898年10月24日生于湖南湘潭烏石鄉彭家圍子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小時讀過兩年私塾,后因母親去世、父親病重被迫輟學,靠砍柴、放牛、出外做工為生。1916年3月入湘軍第2師6團1營當兵,1918年后任班長、排長,在連隊秘密組織救貧會,并逐漸萌發富國強兵思想。1921年任代理連長時,因派會員殺死一惡霸被捕,在押解途中機智逃脫。1922年8月改名彭德懷,考入湖南陸軍講武堂,1923年8月畢業后回湘軍第2師6團1營任連長。1926年5月任營長,后隨部隊編入國民革命軍,參加北伐戰爭。在進攻武昌時結識共產黨員段德昌,開始接受共產主義思想。1927年1月在所屬連成立士兵委員會,訂立具有反帝、反封建和維護士兵權益內容的會章。10月升任國民革命軍獨立第5師第1團團長。

     1928年4月在大革命失敗后的革命低潮時期,經段德昌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7月22日與滕代遠、黃公略等領導平江起義,組建中國工農紅軍第5軍,任軍長兼第13師師長。8月起率部在湘鄂贛邊界開展游擊戰爭,建立革命根據地,成立中共湘鄂贛邊界特委,任特委委員。年底率紅5軍主力到井岡山,同朱德、毛澤東率領的紅4軍會師。所部編為第30團,任紅4軍副軍長兼第30團團長。1929年1月根據紅4軍前委召集的聯席會議決定,為掩護軍主力向贛南發展,率第30團等部留守井岡山,堅持內線作戰。經與湘贛國民黨軍20多個團激戰數日后被迫突圍,途中遭敵伏擊,所部僅剩300余人。同年9月紅5軍重建時仍任軍長。他利用軍閥混戰的有利時機迅速恢復和擴大紅軍隊伍,使紅5軍在半年內發展到5000余人。

    1930年6月紅3軍團成立時任總指揮和中共前委書記,與政治委員滕代遠率部在平江擊敗國民黨軍的進攻,爾后乘虛攻入長沙,繳獲大量武器和物資,并成立湖南省蘇維埃政府,創造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紅軍攻下省會的唯一戰例,極大提高了紅軍的聲威。8月在瀏陽永和與紅1軍團會合,任新組建的紅一方面軍副總司令兼紅3軍團軍團長。10月在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江西省行動委員會聯席會議(羅坊會議)上,支持毛澤東提出的紅1、紅3軍團一起東渡贛江的正確主張,維護了毛澤東的威信和紅軍的團結。1931年11月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在中央蘇區反“圍剿”作戰中,指揮所部堅決貫徹積極防御、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利用根據地的有利條件,發揮紅軍機動靈活的特長,與紅1軍團密切配合,在運動中捕捉戰機,迅速果斷殲滅敵軍,取得第一至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1933年9月被授予一級紅星獎章。在第五次反“圍剿”中,曾對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又名華夫,原名奧托·布勞恩)的錯誤指揮表示強烈不滿,當面斥其是“崽賣爺田不心痛”。

    1934年長征開始后,率部連續突破國民黨軍四道封鎖線,掩護中央縱隊、軍委縱隊渡過湘江。在1935年1月舉行的遵義會議上,擁護毛澤東的主張。會后率紅3軍團二渡赤水河,神速回師攻占婁山關,并協同紅1軍團再克遵義城,殲滅大量反撲之敵,取得紅一方面軍長征中的第一個大勝利。1935年6月紅一、紅四方面軍在川西北會合后,堅決擁護北上抗日的方針,反對張國燾的分裂活動。9月任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支隊司令員,10月與政治委員毛澤東率部到達陜北,勝利結束長征。在他指揮紅軍勇猛打退敵騎兵的追擊后,毛澤東曾寫詩贊揚他:“山高路遠坑深,大軍縱橫馳奔,誰敢橫刀立馬,惟我彭大將軍。”同年11月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紅一方面軍司令員,參與指揮直羅鎮戰役。1936年2月任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司令員,與政治委員毛澤東指揮紅軍東渡黃河,挺進山西,宣傳抗日,擴大紅軍。5月任西方野戰軍司令員,率部西征寧夏、隴東,擴大了蘇區面積,迎接紅二、紅四方面軍北上,實現了三大紅軍主力勝利會師。11月指揮山城堡戰役,殲國民黨軍胡宗南部1個旅又2個團,迫使其停止對陜甘蘇區的進攻。12月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團成員。

    抗日戰爭爆發后,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中央軍委前方分會(1941年改稱華北軍委分會)副書記、國民革命軍第8路軍副總指揮(9月11日改稱第18集團軍副總司令),協助朱德指揮八路軍開赴華北抗日前線,取得平型關等戰役戰斗的勝利。1937年10月與朱德、任弼時向中共中央建議,恢復在改編為八路軍時取消的政治委員制度,加強部隊的政治工作。11月,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發表《爭取持久抗戰勝利的幾個先決問題》的演說,闡述中日雙方敵強我弱必然轉化的依據,提出整個抗日戰場應當采取的作戰方針,詳細論述了發動游擊戰爭與全民動員的意義和方法。1938年起在華北敵后參與領導發動群眾,創建抗日根據地,擴大抗日武裝;指揮部隊開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和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挫敗日軍多次“圍攻”和“掃蕩”,同時與制造磨擦的國民黨頑固派進行堅決斗爭。1940年3月組織發起衛(河)東和磁武涉林戰役,重創國民黨頑固派軍隊,維護了國共合作抗日的大局。8月,為粉碎日軍的進攻和防止國民黨投降的危險,在華北指揮實施百團大戰,對正太、同蒲、平漢鐵路等重要交通線進行大規模破襲戰,前后歷時3個多月,進行大小戰斗1800余次,斃傷俘日偽軍4萬余人,增強了全國人民爭取抗戰勝利的信心。1942年8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書記,統一領導華北敵后的對敵斗爭、整風學習、大生產和減租減息運動,鞏固敵后抗日政權,實行精兵簡政,領導軍民渡過抗日戰爭最困難的階段。1943年9月到延安參加整風運動。1945年6月當選為中共第七屆中央政治局委員。8月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協助毛澤東、朱德指揮大反攻作戰。

     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司令。1947年3月起任西北野戰兵團(后相繼改稱西北野戰軍、第一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指揮僅2萬余人的部隊同進攻陜甘寧解放區的23萬國民黨軍作戰。在中共中央和解放軍總部主動撤出延安后,根據毛澤東提出的作戰方針,采用“蘑菇戰術”,拖著敵人兜圈子,并不斷進行襲擾,使其屢屢撲空,陷于十分疲勞和十分缺糧的困境。并尋機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在一個半月內于青化砭、羊馬河、蟠龍鎮三戰三捷,殲敵1.4萬余人。同年8月指揮沙家店戰役,殲敵兩個旅,挫敗國民黨軍對陜北地區的重點進攻,基本扭轉了西北戰局,保衛了中共中央機關的安全,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軍在其他戰場的作戰。1948年春在宜川戰役中,以圍城打援戰法殲敵5個旅,并于4月21日在西府隴東戰役中收復延安。1949年指揮第一野戰軍和華北軍區第18、第19兵團,運用軍事進攻與和平談判相結合的方式,經過陜中、扶眉、蘭州、寧夏、河西等戰役,殲滅和改編國民黨軍30余萬人,解放西北5省。6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

     新中國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西北軍政委員會主席、西北軍區司令員、新疆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1950年10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堅決擁護毛澤東關于抗美援朝的主張。出任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率志愿軍跨過鴨綠江,在技術裝備落后、后勤供應困難、異國作戰、地形生疏等不利條件下,與朝鮮人民軍一道迎戰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和南朝鮮軍隊。戰爭初期,乘敵恃強分兵冒進,及時修正作戰計劃,變更部署,指揮志愿軍以近戰、夜戰、迂回穿插斷敵后路的打法,在第一次戰役中殲敵1. 5萬余人,初步穩住了戰局。第二次戰役中,乘敵尚不了解志愿軍的兵力和意圖,先指揮所部后退示弱、誘敵深入,然后猛烈反擊、迂回敵后斷其退路,殲敵3.6萬人,收復“三八線”以北大部地區,徹底粉碎了麥克阿瑟在圣誕節前占領全朝鮮的狂妄企圖,扭轉了朝鮮戰局。第三次戰役中,指揮部隊突破敵“三八線”防御陣地,占領漢城,將戰線推進到北緯37度線附近,并及時察覺敵人企圖,果斷下令停止追擊。第四次戰役中,面對敵全線反撲,運用節節抗擊、戰役反擊、運動防御等多種作戰樣式,予敵以重創。第五次戰役中,指揮志愿軍實施全線反擊,殲敵8.2萬余人,把戰線穩定在“三八線”附近地區,粉碎了敵人在中朝軍隊側后登陸的計劃,迫使其轉入戰略防御并接受停戰談判。

    1951年6月,他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適時提出“持久作戰,積極防御”的作戰指導原則,采取以陣地戰為主的作戰形式,指示部隊利用山地有利地形構筑工事,依托陣地輪番作戰,采取“零敲牛皮糖”的戰法,一次殲敵一小部分,積小勝為大勝,以配合停戰談判的斗爭。同時集中群眾智慧,推廣“馬蹄形隧道”,在250公里的防御正面和東西海岸重點地區筑成坑道與野戰工事相結合的堅固陣地防御體系;推廣狙擊殺敵(冷槍冷炮)運動和小分隊夜襲奇襲“快打快撤抓一把”的打法;推廣誘敵離開工事后集中炮火予以殺傷的“引肉上砧”戰術等多種創造性戰法。在此期間,他指揮志愿軍以頑強防守與適時反擊相結合的戰法,粉碎敵人多次局部進攻,大量殲滅敵有生力量,使戰線逐漸南移。此外,他還挫敗了敵以切斷中朝方面運輸補給為目的的“絞殺戰”和以制造疫區為目的的細菌戰。1952年4月因病從朝鮮回國就醫,愈后被留在中央,一面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一面兼顧志愿軍作戰。為了促進停戰的早日實現,他于1953年6月返回朝鮮前線,建議舉行并組織實施了金城戰役,以強大兵力對南朝鮮軍堅固陣地進行突擊,殲敵5萬余人,促使停戰談判達成協議,并造成停戰后的有利態勢。7月28日以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官身份在朝鮮停戰協定上簽字。在朝鮮作戰期間,他教育部隊尊重朝鮮人民的民俗風情,遵守朝鮮政府的政策法令,愛護朝鮮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被授予“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英雄”稱號。

    1953年12月受中共中央委托,主持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高級干部會議,代表中央軍委作《四年來的軍事工作總結和今后軍事建設上的幾個基本問題》的報告。會議根據毛澤東對軍隊建設的要求,確定把人民解放軍建設成為一支優良的現代化革命軍隊的總方針和總任務,提出建設現代化革命軍隊的具體途徑,規定黨對軍隊的領導制度是黨委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等,推動了人民軍隊的正規化、現代化建設。1954年9月起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部長、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領導下,與軍委其他領導同志密切合作,領導實行軍隊組織機構和重大制度的改革,加強技術兵種建設,創辦各類軍事院校,建立軍事科學研究機構,實行義務兵役制、軍銜制、薪金制、授勛授獎制度等,使人民解放軍在保持和發揚優良傳統的基礎上,逐步實現從單一軍種到諸軍兵種合成軍隊的歷史性轉變,使全部軍事工作從戰時狀態轉入平時建設軌道。為了建設鞏固的國防和準備解放臺灣,他親自勘察地形,根據積極防御的戰略方針指導國防筑城施工,到1959年初步完成沿海第一線國防工事構筑計劃和作戰準備。1955年9月被授予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現代化而斗爭》的報告,并當選為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

    1959年7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廬山會議)期間,因寫信給毛澤東,對1958年“大躍進”開始后“浮夸風”、“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等問題提出批評,被錯誤地認為是“向黨進攻”和右傾機會主義。8月在中共八屆八中全會上,又被錯定為“反黨集團”的首要人物。9月被免去國防部部長職務,停止一切實際工作。1962年6月再次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寫信,反駁廬山會議強加給他的不實之詞,堅持真理。9月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又被認為是企圖“翻案”,再次受到錯誤批判和審查,并被剝奪了黨員的權利。1965年9月,毛澤東約他談話,表示“也許真理在你那邊”。隨后,被派往四川成都擔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線建設委員會第三副主任,仍顧全大局,兢兢業業地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又遭林彪、江青嚴重迫害。他堅貞不屈,于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含冤病逝。1978年11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他平反昭雪,恢復名譽。1981和1988年分別出版有《彭德懷自述》、《彭德懷軍事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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