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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為何一再挨批受貶
來源:《黨史博覽》2014年第1期  作者:曹春榮  點擊次數:4157

    瞿秋白雖然無愧于中國優秀知識分子代表、中國革命先驅者的稱號,又是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導人之一,黨內杰出的理論家、宣傳家,但是,他卻在黨內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批判和貶斥,直至就義多年后,依然是非纏身,難得清白。許久以來,所謂王明、博古之流一直打壓他,是造成上述現象主要原因的說法,成了定論。然而,事實并非如此簡單,其中種種糾葛、因果關系復雜得很,甚至匪夷所思。

    ■八七會議正式改組了中央領導機關,組成了以瞿秋白為首的新的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

    瞿秋白雖然是中共早期領袖之一,但在世人心目中,他的文名遠遠大于他的官聲。就拿他主持召開八七會議這一中共歷史上具有轉折意義的歷史事件來說,人們更多提到的,也只是毛澤東在會上亮出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觀點,而鮮有憶及瞿秋白的言行與貢獻的。這也難怪,瞿秋白本質上是一介書生,他的興趣、志向原本在寫文章、做學問上。后來,為自救救人于水火之中,而走上改造社會的道路,才涉足政治與政黨。至于擔負領導工作,尤其是黨的最高領導工作,則非他所愿與所能。
     瞿秋白早在中共成立之前,就已到達蘇俄,并經張太雷介紹,于1921年5月成為俄共屬下的共產黨員(1922年2月,正式加入中共)。在蘇俄期間,瞿秋白除擔任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特派記者外,還在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簡稱“東方大學”)中國班任教,講授俄文,并擔任理論課翻譯,講授唯物辯證法、政治經濟學等課程。劉少奇、羅亦農、彭述之、任弼時、柯慶施、王一飛、蕭勁光等,都曾在這個班學習。
    1922年初春,瞿秋白隨中國代表團參加了共產國際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兼任翻譯。同年冬,他出席了共產國際舉行的第四次代表大會,并為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陳獨秀做翻譯。因此,他得以較早較深地為共產國際領導層和中共高層所了解。在中共已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的背景下,這番經歷顯然有助于瞿秋白較快進入中共高層。1923年1月,他從蘇俄回國,五個月后他出席了中共三大,并為大會起草黨綱草案,在會上就黨綱草案問題作報告。
     1924年1月,瞿秋白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同一起代表中共出席大會的林伯渠、毛澤東、張國燾,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1925年1月,瞿秋白參與中共四大的領導工作,并擔任大會政治決議案審查小組組長;當選中央執委會委員,同陳獨秀、蔡和森、張國燾、彭述之組成五人中央局,開始主管黨的宣傳工作。1927年四五月間,瞿秋白在中共五大上再次當選中央委員,并進入政治局任常委。陳獨秀則有驚無險地第五次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一職。
     陳獨秀在中共五大上仍然被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大大出乎共產國際的意料。在共產國際看來,陳獨秀不能不伸出腦袋承擔大革命失敗的責任,況且他還時不時對共產國際表現自己的獨立性。作為一種補救,共產國際采取斷然措施,以“訓令”形式責成其駐中共代表鮑羅廷在漢口主持召開中共臨時政治局會議,決定由張國燾、張太雷、李維漢、李立三、周恩來五人組成常務委員會,行使中央政治局職權;并決定派陳獨秀赴莫斯科討論中國革命問題。從此,陳獨秀不明不白地離開了總書記的位子。這是中共五大結束后僅兩個月,即1927年7月12日發生的事。7月13日晚,瞿秋白隨鮑羅廷離開武漢去廬山。他們根據共產國際指示,在這里研究中共中央領導機構改組和南昌起義等問題。7月下旬,瞿秋白回到武漢后,即參加了中央常委會的領導工作。8月3日,瞿秋白第一次主持召開中共臨時中央常委擴大會議,討論中央緊急會議的準備工作。8月7日,在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指導下,瞿秋白主持召開中央緊急會議,并代表臨時中央常委會作《關于將來工作方針》的報告。會議正式改組了中央領導機關,組成以瞿秋白為首的新的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
     八七會議糾正和結束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但是,會議在反對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同時,卻為“左”傾盲動錯誤開辟了道路,也為瞿秋白在中共六大下臺埋下了伏筆。
    瞿秋白與張國燾在中共六大上發生激烈爭論,給共產國際的“指導機關工人化”提供了新的口實
     大革命失敗后,中共黨內從上到下,出于對國民黨屠殺政策的仇恨,對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憤怒,革命急性病迅速膨脹,使黨內“左”傾情緒很快蔓延開來。所謂“‘左’是站著斗,右是跪著降”的說法,廣為流行。加上中央對形勢的判斷嚴重偏離實際,認為當時中國革命仍然處于高潮階段,而且還在“不斷高漲”。瞿秋白不但連續撰文為之推波助瀾,而且在他主持的臨時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一再討論和強化這個錯誤的指導思想。
    1927年11月9日,由瞿秋白主持召開的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羅明納茲起草的《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認為國民黨統治已處于崩潰的邊緣,現時全中國是直接革命的形勢。因而,會議制定了組織全國武裝暴動的總策略,要求農村暴動和城市暴動相結合,并以城市暴動為“中心及指導者”,從而使“左”傾盲動主義在全黨取得支配地位,給革命事業造成了許多損失。中央部署發動的兩湖暴動、廣州暴動和上海暴動相繼失敗。包括張太雷在內的一批黨的重要骨干犧牲了,大量黨的領導機關被破壞,參加暴動的工人、農民死傷嚴重。血的教訓,使中央領導開始注意到防止暴動中的盲動主義問題。從1928年1月12日的《中央通告第28號——論武裝暴動政策的意義》發布起,中央開始糾正暴動中的“左”傾盲動錯誤。4月30日,中央發出接受共產國際《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案》的第44號通告,“左”傾盲動錯誤在全國范圍的實際工作中基本結束。與此相關,瞿秋白在中共中央一把手位置上的時日,也行將結束。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產國際執委會直接指導下,中共六大于莫斯科郊外召開了。在這次大會上,瞿秋白身為上屆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和“左”傾盲動錯誤的主要責任人,既是大會籌備和召開的主要組織者與主持者,又是大會的主要批評對象,以至被解除(表面上是落選)黨內最高領導職務。
促成瞿秋白政治命運發生如此變化的根源,在于共產國際。一方面,就像對大革命失敗的追責,必然導致陳獨秀的下臺一樣(當然,其中也有陳不聽共產國際指揮的因素),追究“左”傾盲動錯誤給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造成的危害之責,瞿秋白自是難辭其咎。
     中共六大開幕前,瞿秋白等先后同共產國際領導人布哈林和聯共(布)領導人斯大林,就有關問題進行了接觸。斯大林明確告訴瞿秋白,中國革命目前還不是高潮,只有當革命發展到已有勝利可能時,才可以說達到了高潮。在接下來的部分中共領導人和共產國際領導人舉行的政治談話會上,瞿秋白卻依舊不承認自己對形勢判斷有誤。他明確表示,不理解斯大林對高潮問題的解釋。他確信,中共中央此前在原則上并無錯誤。在中共六大的發言中,他繼續堅持這些觀點(他因此受到中央其他同志和代表異口同聲的批評)。
     在會上,被視為機會主義代表的張國燾,跟被視為盲動主義代表的瞿秋白多次發生激烈爭論,大有無休無止之勢。這逼得布哈林出面制止,“就是你們這兩個大知識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干部提拔起來代替你們”。張、瞿的對立,給其他代表造成了不良影響,又給了共產國際“指導機關工人化”以新的口實。
     就在張國燾和瞿秋白鬧得不可開交之時,向忠發這匹工人出身的黑馬騰地躍起,奪人眼目。過去總說他四肢發達、頭腦簡單,但他在莫斯科的種種不俗表現,證明他不但有頭腦,而且有心機。例如,在上述政治談話會上,他的發言異常謙遜,自謂離開中國很久(1927年10月,他就受派前往蘇聯,參加俄國十月革命十周年慶祝活動,后來在赤色職工國際工作,并參加中共六大籌備),對很多實際情況不了解;對黨的理論也知之不多,還缺乏馬克思主義的觀察力。又如,他認為黨內機會主義錯誤的產生,最主要的是它的小資產階級社會基礎;對中央錯誤的批評,不能站在個人立場上,更不能罔顧事實,把所有問題都說成是中央的。向忠發的言論、態度,得到許多代表的贊賞,受到共產國際領導人的青睞。向忠發在共產國際扶持下,毫無懸念地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政治局常委會主席。瞿秋白雖然當選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但得票都很少。這顯然跟一些代表對備受“左”傾盲動錯誤折磨懷有怨恨之心,不想選舉這一錯誤的主要領導人有關。
以上情形表明,瞿秋白在中共六大上挨批受貶,實在是事出有因。不能出于同情瞿秋白,而過多地把這一結局跟某些個人間的恩怨糾葛扯成一團。
   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后,瞿秋白成為中共中央實際的主要領導人
     中共六大結束后,瞿秋白出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留在莫斯科。其間,他因與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米夫,在中山大學江浙同鄉會及清黨問題上的沖突,在討論中國富農問題上的分歧,使兩人在中共六大時產生的矛盾進一步加深。米夫縱容其親信王明挑頭向中共代表團及瞿秋白發難,促使共產國際執委會“以堅決的態度”譴責中共代表團。瞿秋白因此被解除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的職務。雖然如此,但瞿秋白仍是共產國際及其代表信任的中共重量級領導人。隨后,他就被共產國際執委會派遣回國,受命和周恩來一起,主持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處理李立三問題。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決議案,提出了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勢之下,準備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建立全國革命政權的戰略總方針;規定了組織政治罷工以至總同盟罷工,組織地方暴動和兵士暴動,猛烈擴大紅軍,號召紅軍發動進攻的策略路線。決議案的通過,標志著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取得了統治地位。隨后,中共中央又決定將黨、團、工會各級機構合并為各級行動委員會,并成立中央總行委,作為領導武裝暴動的最高指揮機關。
     當李立三的“六月決議”送到莫斯科時,瞿秋白無比驚詫地說:李立三簡直是發瘋了!難怪駐上海的共產國際遠東局不同意公開發表這個決議。但中共中央沒有屈從遠東局,還是發表了決議。6月下旬,遠東局與中共中央的分歧擺到了莫斯科面前。共產國際為此作出了對雙方既有批評又都有肯定的“七月決議”,表示在承認中共中央政治路線正確的同時,希望中共領導同志能“竭盡全力”建立同遠東局的正常關系。決議還任命米夫為遠東局書記和成員。
     在李立三看來,“七月決議”只是莫斯科對華政策的一般性指導文件,而不是針對他的方針與策略的警告。所以,李立三在7月、8月反而加快了全國武裝暴動和總罷工的計劃與部署,而不管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反對。他認為,中國將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蘇聯和共產國際應采取進攻路線,以便配合中國的奪權斗爭。在8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與遠東局的聯席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也強硬聲稱:除非共產國際解散政治局和中共中央,否則中共中央將繼續此前之一切工作布置,而決不中止。即便在這種情況下,共產國際仍然沒有對李立三的錯誤上綱上線。在8月25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批準的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共中央的電報草稿中,只是批評了“李立三同志根本不想尊重事實”,而繼續指出:共產國際以前同中共中央代表團完全一致制定的所有決議和指示仍然有效。
     瞿秋白和周恩來于1930年7月下旬先后離開莫斯科回國,8月下半月分別到達上海。經過緊張籌備,9月24日至28日,在他們主持下的中共六屆三中全會(擴大),在上海麥特赫斯脫路(今泰興路)一所臨時租用的洋房里舉行。會議的指導性文件,就是共產國際的“七月決議”和8月25日的電報。會上,向忠發作《中央政治局工作報告》,周恩來作《關于傳達國際決議的報告》和《組織報告》,李立三作自我批評的發言,瞿秋白作政治問題討論的結論。會議通過了瞿秋白根據共產國際指示精神起草的《關于政治狀況和黨的總任務決議案》,以及《對于中央政治局報告的決議》等。
     決議批評了李立三對革命形勢的錯誤估計和“左”傾政策,沒有把積極準備武裝暴動的任務和充分地爭取群眾的任務密切聯系起來,犯了“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然而,李立三執行的路線“是和共產國際路線一致的”。全會停止了組織全國總暴動和集中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行動,恢復了黨、團、工會的獨立組織和經常工作,糾正和結束了作為“立三路線”主要特征的錯誤。全會改選了中央政治局,撤銷李立三的政治局常委兼中宣部部長職務,由瞿秋白接替。瞿秋白還兼任中央農委書記、中央黨報委主任,成為中共中央實際上的主要領導人。但是,三中全會沒有清算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思想實質,錯誤地強調右傾仍是黨內的主要危險,要集中火力打擊右傾。在組織上,錯誤地批評和處分了曾經反對李立三的何孟雄等人。這給后來黨內幾股力量反對三中全會及瞿秋白的“調和主義”路線,埋下了根子。
     瞿秋白在米夫控制的擴大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退出中央政治局,王明則直接進入中央政治局
    1930年10月,隨著李立三奉召到達莫斯科,中共中央8月上旬幾次政治局會議記錄,以及遠東局人員寄出的關于他們與立三中央爭論的情況報告陸續到達莫斯科后,共產國際對李立三所犯錯誤性質的看法陡然發生變化。共產國際領導人被中共中央(尤其是李立三)那種藐視共產國際權威,凌駕于共產國際和蘇聯利益之上的忘乎所以的態度所激怒,對中共中央錯誤的批評立即上升到路線錯誤的高度。10月底,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共中央發來一封“關于立三路線問題的信”,指出李立三提出了一條“非布爾什維克的、非列寧主義的”“反國際的路線”,要求中共中央向全黨指出李立三的方針有“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實質”;批評六屆三中全會“模糊混淆這兩條路線的原則上的不同”,犯了“調和主義”錯誤。來信希望“中國共產黨的全體黨員會給這種反共產國際的立場以致命的回擊”。
     11月18日、22日、25日,瞿秋白接連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共產國際的“十月來信”,一再表示接受共產國際的批評,承認三中全會沒有揭露李立三的錯誤性質是路線錯誤,而采取了調和的態度,因此要進一步清算和糾正“立三路線”錯誤。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在稍后聽取和討論“李立三同志關于1930年6月至9月間中共領導的政策和關于三中全會的報告”的擴大會議上,全盤否定三中全會,并把主要矛頭對準缺席的瞿秋白。主席團委員庫秋莫夫、馬其亞爾、薩發洛夫、曼努伊斯基、庫西寧、白臘昆等人的發言,全都指名道姓批判瞿秋白,指責他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時,“領導了中大(莫斯科中山大學)小團體糾紛”;回國后,“無原則地領導了三中全會”;“以兩面派的態度對待國際”,要求“召集四中全會來改正三中全會的錯誤”。列席會議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張國燾、蔡和森、黃平以及李立三等,也發言批判了瞿秋白。
    12月18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致電遠東局,否定中共中央召開緊急會議的計劃,要求中共召開六屆四中全會,其任務是:無條件地執行國際路線,修改和批判三中全會的決議,制止瞿秋白的兩面派行為,消除宗派主義等。這份電報,宣告了瞿秋白將被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上海謀劃中共中央領導機關改組事宜的米夫同樣批評了三中全會,要求中共中央召開六屆四中全會,而不是緊急會議。
     與此同時,中共黨內也涌動著批評和否定三中全會的聲浪。除了王明、博古、沈澤民、陳昌浩、王稼祥等從莫斯科回國的干部聲討三中全會和瞿秋白,要討回他們被“壓制”的公道外,何孟雄、李求實、林育南等人,以及羅章龍、徐錫根、王克全等人,也都從不同立場和觀點出發,反對三中全會的“調和主義”,要求中央召開緊急會議解決李立三“左”傾路線問題。一時之間,從中央直屬機關支部、軍委、交通系統工作人員,到江蘇省委、全總黨團,很快掀起了譴責三中全會對“立三路線”包庇、縱容的批判高潮。矛頭所向,直指中共中央。
    在共產國際和黨內不同派別的雙重壓力下,在米夫的直接干預下,中共中央不僅撤銷了此前對王明、何孟雄等人的處分,還決定任命王明為中共江蘇省委代理書記,而且發出了宣布三中全會決議及中央最近各項通知無效,重新決定政治決議和改造充實各級領導機關的、自我否定的《中央第九十六號通告》。瞿秋白和周恩來甚至自請退出中央政治局。對此,米夫的態度則是“留周去瞿”。
     1931年1月7日,中共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號(今武定路930弄14號)召開。出席會議的不少代表直至會議宣布開始前,仍然不知道會議的性質。向忠發主持會議,但米夫操縱了會議的全部進程。王明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完全抹殺三中全會的功績,狠狠批判瞿秋白和“立三路線”,要求全面徹底改造黨。何孟雄、羅章龍、王稼祥等相繼發言,也批評“立三路線”和三中全會,強調要徹底改造黨的領導。有人甚至要求瞿秋白等人立即離開中央。瞿秋白自然只有再次作自我批評、自請處分的份。
    會議匆匆通過了米夫起草的《四中全會決議案》,根據米夫和中央政治局事先擬定的名單補選了中央委員,改選了中央政治局。瞿秋白退出了中央政治局,保留中央委員職務。王明則越過中央委員這道門檻,直接進入了中央政治局。
   1933年秋瞿秋白被再批“右傾機會主義”,并非已在瑞金的博古中央所為
     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后,瞿秋白雖離開了中共權力中心,在上海主要從事左翼文化工作和著述,但他仍被黨關心和保護。在白色恐怖籠罩下,瞿秋白夫婦的處境十分險惡,隨時有被捕的危險,國民黨南京政府就懸賞兩萬元,緝拿瞿秋白。中共臨時中央以及全總黨團書記陳云、左聯黨團書記馮雪峰、上海中央局組織部部長黃文容等,都曾出面通知瞿秋白避險,或護送他(他倆)到安全地方避難。在工作上,1931年春夏之交,他受中共中央委托,一度代管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中央文委”)的工作。6月,中共河北省委遭敵人破壞,中央曾決定派他去擔任河北省委宣傳部部長。后因慮及他在平津熟人很多,個人及組織的安全易出問題而改派他人。
    1932年3月,中央文委負責人潘梓年在上海南京路大三元酒家的一個雅間里,為丁玲、田漢等舉行入黨儀式。瞿秋白代表中央宣傳部出席,并講了話。根據中央建議,在瑞金召開的中華蘇維埃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都缺席當選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并擔任(繼任)臨時中央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員(教育部長)。這些史實足以表明,長期流行的所謂瞿秋白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后,遭到王明、博古“左”傾中央變本加厲的打擊和迫害的說法,未必實事求是。
     不過,1933年秋,瞿秋白又實實在在挨了一記悶棍。9月22日,“中央”發出《中央關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錯誤的決定》,指稱“狄康同志犯了非常嚴重的有系統的機會主義的錯誤”,“要求他立刻解除自己的機會主義武裝,在全黨面前公開的誠懇的揭露自己的機會主義的實質”,并且認為各級黨部應對其錯誤“開展最無情的斗爭,來教育同志”,“以保證徹底執行中央關于反對五次‘圍剿’的決議”。
    事情是由瞿秋白以“狄康”或“康”的筆名,在《斗爭》第49期至第51期上所發表的幾篇文章,特別是《廬山會議的大陰謀——“有組織的饑餓政策”》一文引起的。在“中央”看來,瞿秋白對革命形勢估計不足,看不到蘇維埃與紅軍的偉大力量,因此在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的新任務面前表現驚慌失措,便來偷運和繼續他過去的腐朽機會主義,成了階級敵人在黨內的應聲蟲。
     在“中央”指出他的錯誤以后,他還不愿意承認自己的錯誤,甚至“多方掩飾”。于是“中央”就發出了這么一個“決定”。10月底,在上海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論刊物《紅旗周報》,發表社論和署名文章,批判瞿秋白。這便是被稱為“《斗爭》事件”的大致經過。有人據此斷言,這是博古中央在全黨范圍內發動的一次批瞿斗爭。與此同時,博古中央還“作出了令瞿秋白離滬赴贛的決定”——對他進行新一輪的殘酷打擊和摧殘。
     為還原歷史真相,我們有必要弄清兩對性質不同的事物,即此“中央”非彼中央,此《斗爭》非彼《斗爭》。
     1933年1月,以博古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入中央蘇區(瑞金)后,成立了中共中央上海局(又稱中共上海中央執行局,簡稱“中央上海局”),作為中共中央設在上海的代表機關。它的第一任書記,就是揚言要把瞿秋白“一棍子敲出黨外去”的李竹聲(后叛變)。中央上海局的主要任務是:代表中共中央領導黨在白區的工作,負責同全國各地黨組織、共產國際代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及與蘇區中共中央的聯系,并直接領導江蘇省委。其時的江蘇省委管轄江蘇、浙江、安徽和上海市區黨組織,機關設在上海。
     中央上海局成立后,或因當時形勢變化,或因接到共產國際、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信件、指示,曾用中共中央名義發出一系列宣言、決議、決定、指示、通知。“據考證,1933年以后,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布的文件中,絕大部分是中央上海局發出的。”由此可知,“9·22”決定的炮制者、發布者,應是中央上海局,而非博古中央。況且事情既然發生在上海,瞿秋白又非中央領導人,批一批他,以表示對前兩個月收到的共產國際關于進行反右傾機會主義斗爭的指示,以及《中共中央委員會關于帝國主義國民黨五次“圍剿”與我們黨的任務的決議》(1933年7月24日)精神的貫徹,在中央上海局看來,是一樁分內的小事,用不著請示博古中央同意。
      刊載瞿秋白那幾篇文章的《斗爭》,是在上海出版的中共江蘇省委編的油印機關報(刊物),而不是在瑞金出版的中共蘇區中央局(中共中央局)的鉛印機關報《斗爭》。其實,后者是中共臨時中央遷到瑞金后,于1933年2月4日創刊的。
     此前,蘇區中央局辦有《實話》,蘇區中央局組織部辦有《黨的建設》,但兩種刊物“均不能按期出版,而且內容方面還有很多缺點,以致不能完成黨的機關報的領導作用”。因此,蘇區中央局決定將它們合并,易名為《斗爭》。有了這種區別,就任憑誰也無法把所謂“《斗爭》事件”的禍水潑到博古、博古中央頭上了。
     事實上,除了瑞金的《斗爭》在第33、34期連載了《紅旗周報》上署名為“海浪”的文章之外,當時在中央蘇區就沒有正兒八經地開展過批判瞿秋白的機會主義的活動。這并不奇怪,一來中共中央局已經把共產國際指示的反右傾機會主義斗爭和正在進行的批判“羅明路線”斗爭結合開展,沒有必要再批“右傾機會主義”,何況馬上就要著手籌劃第五次反“圍剿”;二來瞿秋白的問題發生在白區,且不過是幾篇小文章引出的老問題,對蘇區沒有形成什么影響。再往私底里說,博古對瞿秋白素有尊敬、同情之心,他也不忍心率眾“打死老虎”啊。所以,硬說博古中央借“《斗爭》事件”再整瞿秋白,并趁機令他離開上海去中央蘇區,從而使他踏上不歸路,完全是一派胡說八道。
     “《斗爭》事件”后,瞿秋白到瑞金主持教育工作是張聞天建議,并經博古同意的
      1934年1月上旬,瞿秋白奉命離開上海去瑞金,完全是革命工作需要的正常調動,一定意義上還是對他的保護(前文已說到他在上海的處境很危險)。此前,他雖然擔任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教育人民委員,卻一直身在上海,未能到職視事。教育部長一職便由副部長徐特立代理。徐老雖恪盡職守,但身兼列寧師范校長等職,百般事務纏身,教育行政方面不免力有不逮。再加上當時強調一切服從革命戰爭,黨內有人遂主張取消蘇區內的文化教育工作,停辦學校,結果“造成了蘇區內文化教育工作的特別的落后,甚至使蘇維埃中央政府的教育部變成了無人顧問的機關”。這是時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宣傳部部長、中央黨報編輯委員會書記,中央分管政府工作的張聞天,在他1933年9月9日寫的一篇題為《論蘇維埃政權的文化教育政策》的文章中提到的。
      在這篇文章中,他還指出教育部一直沒有制定出一個蘇維埃教育的學制出來,依照這個學制來有系統地進行我們的教育工作。張聞天因而希望富有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文化涵養及領導才干的瞿秋白,能親到瑞金視事,以迅速改變蘇區文化教育工作的落后局面。1933年12月,張聞天同已從上海到瑞金,準備參加中共六屆五中全會,時任中央黨校教務長的馮雪峰商定,并得到博古同意,決定請瞿秋白盡快來瑞金主持中央政府教育部工作。馮雪峰旋即發電報至上海通知瞿秋白,瞿秋白接電報后于1934年1月7日離開上海,2月5日到達瑞金就任。
      瞿秋白到瑞金后,對蘇區教育事業的規劃和建設,對蘇區文藝大眾化的提倡和實踐,對蘇區文化教育人才的培養,對干部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的提高,對蘇區軍民精神生活的活躍與豐富,所付出的辛勤勞動與作出的貢獻,都從不同側面表明:把瞿秋白從上海調到瑞金工作,是十分恰當的、無可指責的。
      從以上瞿秋白就義前遭到的幾次批判及貶職來看,不難明白這其實是多種因素造成的。既有共產國際的不信任(這是主要的),又有中共黨內的政見分歧,還有他個人的性格弱點,經驗與能力、魄力不足。至于其中摻雜的宗派主義、小團體主義、個人主義等非組織、非理性情緒與做法,則是黨在成熟路上難免出現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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