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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廠長”格里希的國企改革傳奇(下)
來源:《黨史博覽》2018年第12期  作者:文世芳  點擊次數:826
“洋廠長”格里希的國企改革傳奇(下)

 ■ 第三把火“燒”在工作紀律上

國企管理松散、工人工作積極性不高是頑癥,格里希在就職儀式上就直言不諱地指出:“通過實際調查,我已發現了很多問題,其中有一部分問題,是由于缺乏技術裝備而造成的。但是,也有許多問題是由于個別工人在工作中的粗心大意和缺乏責任感造成的。誠然,這種情況不僅僅是針對車間的工人而言的,同時也是針對辦公室的工程師及工作人員而言的。”

格里希首先嚴格作息時間。為了嚴肅工作時間,格里希采取兩種手段:一是將一份花名冊交給門衛值班人員,讓保衛政工干部記錄每個人上班的時間。一是自己抽查。他早上5點進廠,檢查加工車間的工人是否按規定提前2小時啟動機器進行預熱。經過一段時間嚴肅管理,格里希到門衛處查崗,發現“只有很少數幾名工人遲到”,決定“今后的查崗工作,準備委托保衛科的先生們去完成”。

解決了上下班時間問題,格里希集中精力解決勞動紀律問題。格里希認為工人的職業道德、勞動紀律、工作嚴肅性很差,必須嚴肅處置。他將幾名廠領導召集到一起,指出:“有3個人,在上班的時間看報紙,我主張每人罰款20元。在鍛造車間,有6名工人竟在上班的時間睡覺。齒輪車間有二十幾名女工,閑在那里不干事,其中還有1名工人,在上班時間看報紙。”他要求將這些問題徹底解決好。幾天后,廠領導召集有關車間和科室負責人以及犯錯誤的當事人開會,對在工作時間睡覺和看報的人進行了當面批評和教育。格里希認為:“啟發和教育的方法,要比罰款的辦法好得多。但我想看看啟發教育的辦法所帶來的效果,能持續多久。”果不其然,勞動紀律不久又松弛下來,讓格里希很苦惱。在全廠的中層干部、技術人員會議上,他十分生氣又苦口婆心地說道:“我總覺得廠里干部也好,工人也好,工作作風是個嚴重的問題。我是六七十歲的老人了,我拼命干,不是為了自己,是為了你們,為了你們的老婆、孩子。有的事情我簡直不理解,有些人連這點自覺性都沒有,上班不好好干活,一直坐著,我走過去把他請起來,第二次去他又坐著,第三次去還是坐著,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有時候,在距離我100米的地方,有人喊‘格里希來了’,叫坐著的人起來。”

格里希對浪費現象深惡痛絕,認為“武柴許多工人、干部對工廠的感情不深”。他說:“我已經60多歲了,在路上看到一個螺絲釘也要撿起來,放到應放的地方去。而我們武柴的工人卻不這樣做。在聯邦德國的工廠里,哪個工人、干部如果遇到這種情況不撿,第一次要受到警告,第二次就要被開除。我在中國參觀了一些工廠,沒有哪一家沒有廢料的,都是堆積如山沒人管,這是對人民的犯罪。”格里希要求,全廠必須徹底清理車間內外和房前屋后,將廢鋼鐵收集起來。據格里希回憶,他在武柴“就收集了1000噸廢鋼鐵”。

■“洋廠長”開出的“西藥”,能否治得了中國企業的“病”■

中國國企的沉疴痼疾,用一個洋人開出的“西藥”能對癥嗎?這是聘請格里希擔任廠長時社會的普遍疑問。“偌大的中國,人才濟濟,干嗎要請洋人當廠長!”“不懂語言,等于啞巴,中國的工廠,情況復雜,天文地理,雞毛蒜皮,洋人管得了?”各種猜疑、異見甚至不滿,通過各種途徑流傳。因此,制度的沖突,文化的沖突,性格的沖突,不斷上演,矛盾、摩擦也并不少見。

格里希對質量、對紀律的要求近乎苛刻,但是毫無私心,對事不對人,因此沖突和矛盾并未影響企業的運轉和改革的推進。格里希任職時提議實行35項技術改進,這些改進在沒有增加投資的基礎上,基本實現了。格里希還留下了豐富的財產:一是撰寫了全面細致的26萬字的改革方案。二是聯系了國外先進的公司進行合作,使武柴以后能生產更先進的柴油機。三是就電力測功機事宜與英國一家公司取得了聯系。四是聯系了境外市場,打通了新加坡、菲律賓、聯邦德國等國家和香港地區的銷售渠道。五是為職工謀取了福利,建了幾棟宿舍樓等。六是他反復告誡職工,“總有那么一天,工廠會實行合同工制,工廠不僅可以聘用工人,還可以辭退工人,這樣就有了工作崗位的競爭”,使一些工人初步有了競爭意識和危機意識……

毫無疑問,作為一個此前并不了解中國和中國國企的“洋廠長”,格里希是成功的,在短短兩年的時間內,使一家老牌國企發生了巨變,特別是產品質量有了質的飛躍。因此,格里希的探索引起國內外高度關注和肯定。從格里希的日記中我們可以發現,國內外媒體不斷采訪、宣傳報道他在中國的探索和嘗試,特別是中德兩國高層給予了格里希特別的榮譽,在政治和技術層面高度肯定他的貢獻。

國務院主要負責人接見了格里希,請教他關于中國廠長的主要弱點、管理企業的主要經驗等問題,并贊譽他“在中國當廠長的經驗總結是很可貴的”。副總理姚依林和國務委員張勁夫多次會見格里希,表示不僅把格里希“當普通的廠長看待”,而且“當成西方文明的使者來對待”。格里希“兩年工作的意義,遠遠超過在武柴當廠長的意義”。“在武柴的工作態度,強調產品質量和企業管理的做法,不僅在武柴適用,在廣泛的范圍里都適用。”

1987年,國家經委副主任朱镕基充分肯定格里希在中國的工作,指出:“‘洋廠長’從嚴治廠的經驗,受到我國企業界的普遍贊賞,引起國外人士的關注。他成為我國引進國外智力政策取得成效的一個典型。”“我們應該學習他不圖安逸,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忘我地為武柴工作的奉獻精神;學習他從細小而關鍵的事抓起,說到做到,一抓到底的求實精神;學習他嚴于律己,永不滿足,一絲不茍,認真負責的精神;學習他時時處處精打細算,勤儉辦廠的精神。”

在武漢市授予格里希“榮譽市民”稱號后,聯邦德國總理科爾給格里希發來賀電,表示:“您在退休之后仍有勇氣前往異國他鄉承擔一項新的責任重大和風險重重的使命而受到尊敬。對此,我感到非常高興。您作為退休專家在武漢柴油機廠的成功實踐,表明您熟悉本行、身體力行和良好的品行能夠超越文化形態和經濟制度差異的界限,而激勵同事們煥發出巨大的勞動積極性,進而改善了生產管理。您不僅為聯邦德國退休專家服務局提高聲望立了一功,也為加深和擴大德中經濟合作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

■改革永遠在路上,如何避免“格里希遺憾”■

至此,“洋廠長”在中國的傳奇故事,似乎可以完美收尾。格里希在中國國企當廠長的經歷,無疑可以用“非常成功”作結。國外評論說,格里希當廠長是中國對外開放和改革進程中“一件令人吃驚的新聞和成功的典范”。但改革不是童話故事,結局并非那么唯美,對中國國企改革而言,格里希改革反映出的絕不是用“成功”可以簡單概括的。中國改革開放和國企改革遠比想象的復雜和艱辛。

一名記者曾寫下這樣的采訪報道:“記者3月份到武柴采訪,只見廠內一臺臺柴油機悠閑地躺著,陣風吹來,有的已蓋上了厚厚的灰塵。工人們不大緊張,7點上班,9點多還有人在吃早點。11點進午餐,10點多就有人拿著飯盒子。廠區的走道上,車間里,有時三五成群的人在聊天談笑……怎么回事?‘洋廠長’在哪里?原來,格里希早在去年12月已回國度假去了。格里希的工作時間是:在中國工作三個月,回國休假兩個月。格里希一次休完假回廠發現他的‘斧頭’不靈了。車間又像茶館一樣,三五成群,談笑聊天。所不同的是,有人放哨望風,一見他來,大家馬上四散而去。更令人氣惱的是,放哨的竟有個別廠干部。格里希氣得講不出話,只能作了個歐洲人習慣用的聳肩動作,攤開雙手,搖搖頭……”

市場的規律、競爭的法則是毫不留情的。一個將前途命運維系在一個“洋廠長”強制改革之上的工廠注定是沒有前途的,一個作為“主人翁”的工人集體與現代企業管理作斗爭的企業注定是要失敗的,一個無法適應潮流、缺乏銳意革新精神的國企注定是要在改革浪潮中被淘汰的。隨著格里希的離去,武柴一步步滑向起點,一切仿佛回到原點,紀律松散、質量下降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1993年,對武柴懷有深厚感情的格里希以73歲高齡故地重游。他重新拿起他的“法寶”,細心地檢查,結果不出意料地令他失望、生氣。就從這一年開始,武柴開始出現虧損。5年后,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武柴轟然倒下,一個老牌國企就此宣告破產。

格里希和姚依林曾有這樣的對話。格里希:“我是為中國人著想。我考慮問題時總是把自己當成中國人。”姚依林回答:“我們也是把你當成中國人。”把自己當成中國人的格里希獲得了中國人內心深處的認同,中國人把他當成“自己人”,在紀念改革開放的各種活動中從來沒有忘記他,給予了他各種殊榮。前不久,格里希又入選由國家外國專家局評選的“改革開放40周年最具影響力的外國專家”。

最后,筆者想,除了紀念和緬懷,我們還應該有反思和警醒,不僅要記得“格里希奇跡”,還要記取“格里希遺憾”,這才符合格里希性格中最本質的東西,這才是真正的最好的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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