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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推動冤假錯案的平反(上)
來源:《黨史博覽》2012年第6期  作者:劉金田  點擊次數:1192
鄧小平推動冤假錯案的平反(上)

 鄧小平、陳云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

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從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到各級領導干部都蒙受了巨大的災難。再往前推,從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起,階級斗爭擴大化的“左”的錯誤逐漸支配了國家正常的政治生活,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錯案。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時,被立案審查的干部占干部總數的17%,有75%的中央副部級和地方副省級以上的高級干部被立案審查,受到各種形式傷害和株連的人數高達1億人。鄧小平第三次復出后,為推動冤假錯案的平反工作,付出了艱辛的努力。

 

■率先批評“兩個凡是”,為平反冤假錯案掃清政治障礙

粉碎“四人幫”后,中共中央開始撥亂反正。平反“文化大革命”遺留下來的冤假錯案,成為廣大干部群眾最為關切的問題。

當時的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不敢觸及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更缺乏徹底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的膽識,想在不觸及“左”的根本性錯誤的情況下,把全黨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到國民經濟建設上來,推行了一條“抓綱治國”的路線。這條路線反映在平反冤假錯案問題上畏首畏尾,顧慮重重,擔心會“有損我們的旗幟”,會影響毛澤東的形象,會帶來社會的不穩定,在強調一切服從“抓綱治國”戰略決策的前提下,給平反冤假錯案設置了種種障礙和禁區。

1976125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指出:凡純屬反對“四人幫”的人和案件應給予徹底平反。凡不是純屬反對“四人幫”, 而有反對毛主席、反對黨中央、反對“文化大革命”罪行的人絕不允許翻案。這就延續了以抓階級斗爭搞安定的傳統做法。在“純屬”的限定下,平反的主要是案情簡單,牽扯面不廣的一般性錯案,這就使這項頭等重要的撥亂反正任務擱在“落實政策”的層面上。由于政治上一系列重要原則不能澄清,對全國有影響的大案、要案的復查和平反工作提不上中央的議事日程,數千萬人背著各種各樣的政治包袱。民心不順,黨心不順,嚴重影響了歷史新局面的開拓。

197727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發表了經華國鋒批準的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公開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后被稱為“兩個凡是”)的方針。“兩個凡是”的提出,成為平反冤假錯案的政治障礙。

這時,黨內外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徹底平反冤假錯案的呼聲,首先集中在要求鄧小平重返黨和國家領導崗位和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問題上。當時,這兩個問題隱含著更深的含意:前者代表著要求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大批老干部重新出來工作的正義呼聲,后者反映了要求為數以百萬計的冤假錯案平反昭雪的強烈愿望。

在這兩個問題上的斗爭在19773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集中地爆發出來了。對鄧小平復出和為天安門事件平反這兩件事,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最近一個時期,在黨內和群眾中圍繞著鄧小平同志的問題和天安門事件的問題有不少議論。在這樣一些問題上,我們要站得高一些,看得遠一些,要有一個根本的立足點,問題就能正確地、妥善地解決;離開了這個立足點,就會引起思想混亂,不但妨礙問題的解決, 而且會給敵人以可乘之機。”

華國鋒認為,“鄧小平同志的問題應當正確地解決,但是要有步驟,要有一個過程。中央決定當時要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口號,這是經過反復考慮的”。“中央政治局的意見是,經過黨的十屆三中全會和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正式作出決定,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這樣做比較適當。”

關于天安門事件的問題,華國鋒說:“在‘四人幫’迫害敬愛的周總理,壓制群眾進行悼念活動的情況下,群眾在清明節到天安門去表示自己對周總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這時候,確有極少數反革命分子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乘機進行反革命活動,制造了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但是應當肯定,當時去天安門廣場的絕大多數群眾是好的,是悼念周總理的,其中許多人是對‘四人幫’不滿的,反對的。不能把他們,包括純屬反對‘四人幫’而被拘捕過的群眾,說成是參加了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在粉碎‘四人幫’以后,中央已于1976125日發出通知:凡純屬反對‘四人幫’的人,已拘捕的,應予釋放;已立案的,應予銷案;正在審查的,解除審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釋放;給予黨團籍處分的,應予撤銷。應該說,這方面的實際問題已經解決了。”

最后,華國鋒說:“總之,中央在解決鄧小平同志和天安門事件的問題中,是堅定地站在維護毛主席的偉大旗幟這個根本立足點上的,是堅持了毛主席的路線和方針的,如果不這樣做,就會發生有損我們旗幟的問題。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在揭批‘四人幫’的斗爭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制止。”

黨內外圍繞鄧小平復出和天安門事件問題的爭論和斗爭,引起了鄧小平的極大關注。鄧小平關注的不是個人的榮辱得失和職務進退,而是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兩個凡是”的觀點一提出,鄧小平便洞悉了它的本質。1977410日,他致信華國鋒、葉劍英和中共中央,指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

這封信發出不久,汪東興和李鑫代表中央辦公廳去看望鄧小平,希望他改變信中“準確的、完整的”提法,并就天安門事件等問題表態,以便重新參加中央領導工作。鄧小平堅決地拒絕了。他說,“兩個凡是”不行!并且堅定地表示:我出來不出來沒有關系,天安門事件是革命行動。53日,中共中央發出文件,向全黨轉發了鄧小平410日和19761010日兩次寫給中央的信。

1977524日,鄧小平在同王震、鄧力群談話時,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兩個凡是”對平反冤假錯案的影響。他說: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1976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他還指出:“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他說:馬克思、恩格斯沒有說過“凡是”,列寧、斯大林沒有說過“凡是”,毛澤東同志自己也沒有說過“凡是”。一個人講的每句話都對,一個人絕對正確,沒有這回事情。

在老一代革命家的不斷呼吁下,在黨內外群眾日益強烈的要求下,同時也體現了華國鋒所說的“水到渠成”的時間表,鄧小平復出的問題開始明朗化了。7月,中共中央召開了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恢復鄧小平的黨和國家領導職務。

 

■復出伊始,著力推進平反冤假錯案工作

平反冤假錯案是一項極為復雜、艱難的工作,每前進一步都會遇到種種阻力和障礙。鄧小平復出后,面對復雜的情況,區別不同的對象,采取不同的步驟,先易后難,先小案,后大案、要案,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步步推動了平反冤假錯案的深入進行。

早在1975年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時,就曾對歷史冤案進行過一些清理工作。他曾根據毛澤東要盡快讓老干部出來的指示,協助周恩來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當年325日,他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指出:“平反工作要真正搞起來也快,要一批一批地搞,不要一個一個地搞。弄錯了就要立即平反。”這一年,他為在“文化大革命”中含冤逝世的廣州軍區原副司令員文年生昭雪了冤情。他為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原副院長、中國實驗話劇院原副院長兼總導演,孫炳文烈士的女兒,周恩來、鄧穎超的養女孫維世平反。他還為原國民黨軍隊空軍上尉參謀,19466月駕機起義,曾任解放軍空軍第一航校校長、空軍軍事訓練部副部長、國防委員會委員,“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劉善本平反昭雪。但是,隨著他第三次被打倒,平反工作中途夭折了,而且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又產生了一些新的冤案。

就在鄧小平第三次復出前夕,林伯渠的女兒林利、林秉元給他寫了一封申訴信,訴說了“文化大革命”期間林彪、“四人幫”誣蔑、誹謗林伯渠,打擊和迫害其親屬的情況。鄧小平認為,林伯渠的歷史是清楚的,為他平反昭雪應該不會遇到太大的阻力。中共十屆三中全會結束剛兩天,1977725日,鄧小平就在申訴信上批示:“華、葉核閱后,請東興同志考慮。”這是鄧小平復出后關于平反冤假錯案作出的第一個批示。

82日,衛生部中醫研究院黨委副書記沙洪致信鄧小平,請求幫助解決張子意住院治病問題。鄧小平批示:“這個老同志應予照顧,可安排住301治病。”并將這封信批送給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核閱。

88日,萬毅致信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說:“我患有青光眼疾,左眼失明,右眼相繼惡化”,“懇切請求中央,在北京(為了得到治眼的醫療保證)給我分配一件力所能及的工作”。

萬毅的問題則稍微復雜些。萬毅早年曾任東北軍的團長、旅長、師長。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共七大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后任東北野戰軍第五縱隊司令員。新中國成立后,曾任解放軍總參謀部裝備計劃部部長。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中共八大上再次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1959年因受彭德懷案的牽連,被定為犯了右傾反黨嚴重錯誤,受到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的處分。1960年后,被重新分配到陜西省工作。“文化大革命”開始后,被扣上種種莫須有的罪名,受到監護審查。19755月,經中央批準的政治審查結論中說:“原懷疑萬毅同志有受國民黨策反勾結國民黨恢復東北軍問題查無實據,由陜西省恢復萬毅同志組織生活,妥當安置,按規定閱讀文件,照發工資。”810日,鄧小平在萬毅的信上批示:“既無政治歷史問題,就應作恰當安排,他過去有貢獻。”

老舍是著名文學家,創作了大量優秀作品,深受國內外讀者的喜愛。1951年曾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人民藝術家”稱號。“文化大革命”開始后,老舍受到迫害,他不堪凌辱,自沉于北京太平湖。有關部門對老舍一直未作政治結論。老舍夫人胡絜青11年中多次向北京市委、中央統戰部、全國政協、全國人大等部門請求解決老舍的結論問題,一直沒有得到答復。由于老舍的結論不明,嚴重地影響了胡絜青一家人的政治生活,而且一些具體問題也久拖未決。胡絜青于728日給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寫了一封信,85日又給王震寫了一封信,請求中央批示有關部門盡快給老舍作出結論。813日,鄧小平作出批示,明確指出:“對老舍這樣有影響有代表性的人,應當珍視。由統戰部或北京市委作出結論均可,不可拖延。”197863日,北京市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為老舍舉行了骨灰安放儀式。鄧小平特意送了花圈。

91日,鄧小平在王興要求為父親王若飛恢復名譽的申訴信上批示:“據我所知,王若飛同志在晉綏被捕和出獄問題,肯定是沒有問題的。”1978年初,中共中央為王若飛平反。

114日,鄧小平在財政部原副部長戎子和要求分配給他“力所能及的工作”的信上批示:“戎的歷史和入黨后的情況都是清楚的,在政治上沒有可懷疑的地方(入黨時對他在閻錫山處的情況是了解的)。他有些缺點,但做了長期的財經工作。我建議他可當一個全國政協委員。”19782月,戎子和任全國政協委員。5月,任財政部顧問。

中共云南省委原第一書記閻紅彥,“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受到沖擊,被扣上“叛徒、特務”的帽子。196718日被逼而死。19771127日,中共云南省委作出了《關于閻紅彥同志問題的結論報告》。報告說: “經復查,閻紅彥同志1930年被捕(在陜西延長縣被軍閥高雙成部扣留)未發現投敵叛變問題;所謂特嫌問題,是毫無根據的;閻紅彥同志的政治歷史是清楚的,沒有問題。”“省委認為,閻紅彥同志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忠于黨,忠于人民,英勇戰斗,積極工作,立場堅定,作風正派,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作出了貢獻。為此,建議將閻紅彥同志的骨灰送進北京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待中央批準后,連同中央批示一并傳達到全省縣以上黨員干部。”

122日,中共中央組織部在給汪東興并報華國鋒、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說:“經我們研究,可同意云南省委的結論報告,閻紅彥同志的骨灰不一定移來北京,可在昆明市安放。”  124日,鄧小平批示:“我的意見,閻的骨灰以移來北京,安放八寶山為好,屆時可舉行簡單儀式(例如一二百人),必要時我可參加。”1978124日,鄧小平出席了閻紅彥骨灰安放儀式。

鄧小平從復出到1977年底,僅僅半年的時間,類似這樣的批示、指示、談話,還有很多。

 

■力薦胡耀邦出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全力支持胡耀邦大刀闊斧平反冤假錯案

19773月中央工作會議期間,鄧小平同前來看望的胡耀邦談話,就粉碎“四人幫”后應該落實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錯案等問題交換意見。不久,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主持黨校工作。在推動平反冤假錯案中,胡耀邦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1977107日,《人民日報》用一個版面全文刊登了胡耀邦精心策劃的文章《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干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這年6月,胡耀邦找來黨校文史教研室的楊逢春,科社教研室的葉揚、陳中以及《人民日報》的幾位編輯、記者,一起商討寫一篇有關干部工作的文章。胡耀邦提出了文章的基本構架和思路。文章寫好了,但發表的時機尚不成熟。

鄧小平復出后,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開始有序地進行。有了鄧小平的支持,胡耀邦心里有底了,所以,他選擇在粉碎“四人幫”一周年之際發表了這篇文章。文章強調必須落實黨的干部政策。所有黨員、干部,都應該積極站到揭批“四人幫”斗爭的最前列,下定決心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干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

文章發表后的短短的一個月中,就有1萬多封信件和電報從祖國的四面八方寄往人民日報社,擁護文章的觀點。但也有人提出了責難。

平反冤假錯案,中共中央組織部是關鍵部門。不少人對當時中央組織部主要負責人的種種表現表示了強烈不滿。中組部的大院里貼滿了大大小小的大字報,嚴厲批評中組部的官僚衙門作風,強烈要求平反冤假錯案,立即給“靠邊站”的老干部妥善安排工作。中組部的幾位同志到人民日報社反映主要負責人的問題,并且把袁任遠、楊士杰、張策等50多位老同志寫的大字報稿送到了人民日報社,要求報社代他們上報中央。

《人民日報》搞了一個摘要,題目是《從中組部的大字報,看郭玉峰同志的問題》。1014日,《人民日報》負責人給耿飚寫了一封信:“耿飚同志:中組部幾位同志送來一批大字報底稿,要我們向中央反映。我們作了一個簡單的摘要,請你閱后轉送中央。”

耿飚閱后,將摘要“轉送華主席,葉、鄧、李、汪副主席閱”。華國鋒、汪東興在報告上畫了圈。1017日,鄧小平在報告上批了一段話:“郭玉峰同志的錯誤是不小的,建議調離中組部。”葉劍英在報告上批示贊同鄧小平的意見。李先念也批道:“對郭玉峰同志意見多。”

一個多月后,胡耀邦組織的第二篇文章于1127日在《人民日報》頭版頭條位置用通欄大標題發表了。題目是《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須認真落實》,署名為本報評論員。

文章指出:一些主管組織工作的同志和某些組織部門,對落實干部政策猶豫不決, 患得患失,能拖則拖,能推則推,嚴重妨礙了這項工作的開展。文章還提出,要抓緊落實干部政策,這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關鍵問題。

《人民日報》在這篇文章的總標題下,還發表了五封讀者來信。這些來信既贊揚了《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干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那篇文章,又揭露了寫信者本人所在地區或所在系統的組織部門抗拒或拖延落實干部政策的行為。胡耀邦組織的這兩篇《人民日報》文章,為落實干部政策作了輿論準備。

12月,在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的建議下,中共中央決定胡耀邦任中央組織部部長。中共中央組織部這一重要部門領導的易人,標志著平反冤假錯案工作進入實際運作階段。

胡耀邦就任中組部部長后,在鄧小平等人的支持下,大刀闊斧地進行落實干部政策和平反冤假錯案工作。他強調要恢復黨的優良傳統,把中組部辦成“黨員之家”、“干部之家”,很快揭開了中組部捂了一年多的蓋子。他起用了一些組織關系在中組部,但沒有分配工作“靠邊站”的老干部,組建了一個強有力的班子。老干部接談組,專門接待來訪的老同志;干部分配辦公室,負責中央國家機關待分配的6000多名干部的安置工作;右派改正組,負責右派甄別平反;還成立了陣容龐大的干審局,其首要任務就是落實干部政策。

19782月下旬至4月下旬,中組部分六批召開了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國家機關部委組織部長會議,稱為“研究疑難案例座談會”。座談會共研究了180多件疑難案例,通過分析疑難案件,使與會的同志解放了思想,明確了原則,把握了政策,增強了信心。這些會議精神傳達下去,有力地促進了各地各單位的平反冤假錯案工作的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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