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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怎樣對待不公正待遇
來源:《黨史博覽》2012年第1期  作者:彭厚文  點擊次數:961
毛澤東怎樣對待不公正待遇

■政治生涯中的四起四落

毛澤東成長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之前,在黨內的地位曾幾度沉浮。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鄧小平三落三起的傳奇政治生涯,已為人們所熟知,但很少有人知道,毛澤東其實還不止三落三起。

19236月,毛澤東在中共三大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并被選入由五人組成的中央局,擔任中央秘書,與陳獨秀等一起負責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這是他第一次進入中共中央的領導核心。但在19251月召開的中共四大(這次會議他因在湖南老家養病沒有出席)上,他沒有被選入中央委員會。這是第一次起落。

1927年,毛澤東在八七會議上當選為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在隨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中,他從敵強我弱的客觀形勢出發,果斷改變中共中央原定的攻打長沙的計劃,率領部隊向農村進軍,開辟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這一開創中國革命新道路的壯舉,不僅沒有得到應有的肯定和支持,反而遭到了瞿秋白主持的中共中央的批評。192711月召開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決定,撤銷了毛澤東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和湖南省委委員的職務。這一決定在井岡山傳達時,又被誤傳為“開除黨籍”,結果他一度成為“黨外人士”,不能擔任前委書記和黨代表,只能擔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這是第二次起落。

毛澤東政治生涯中的第三次起落,發生在1929年紅軍第四軍第七次至第九次黨代表大會期間。在6月召開的紅軍第四軍第七次黨代表大會上,他關于加強黨對紅軍絕對領導的正確意見沒有得到當時大多數人的理解和支持,沒有繼續當選為紅四軍前委書記,被迫離開了紅四軍的領導崗位。后來,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發來“九月來信”,對他的正確主張表示肯定和支持。他在192912月召開的紅四軍九大上重新當選為前委書記。

毛澤東受到的最大一次挫折,是在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者統治中央期間,遭到錯誤的批判,并被剝奪對紅軍的軍事指揮權。193210月,中共蘇區中央局在江西寧都縣召開會議,對他正確的軍事方針進行了批評和指責。會議停止了他對紅一方面軍的軍事指揮。會后不久,又任命周恩來擔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實際上撤銷了毛澤東的軍事領導職務。從此,他離開紅軍的軍事領導崗位長達兩年多,在中央和紅軍的重要決策上,都失去了發言權,直到1935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上才重新進入中共的領導核心。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四次起落。

在遭受“左”傾冒險主義者打擊和排擠期間,毛澤東處境艱難。他受到孤立,被“搞得臭得很”,許多人不敢與他接近,“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他的親屬也因受株連而遭到打擊。妻子賀子珍由管文件改當收發;弟弟毛澤覃受到批判并被撤職;賀子珍的哥哥賀敏學被免去紅二十四師代理師長的職務;賀子珍的妹妹賀怡被撤銷瑞金縣委組織部副部長的職務,并遭到批判。

毛澤東的四落,是政治生涯中受到的較大的四次打擊。除此以外,他還受到過其他的一些打擊。這些打擊究竟有多少呢?1956910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預備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說:“記得起來的就有二十次。”到底是哪二十次,毛澤東沒有一一列舉,只是說:“比如,不選做中央委員,只給發言權不給表決權;撤銷一些職務,如中央農民委員會書記、黨代表(井岡山時候)、前委書記等。‘開除黨籍’了又不能不安個職務,就讓我當師長。”毛澤東在這里所說的二十次打擊,除了撤職和降職外,還包括各種處分。這可能并不是一個確切的數字,但他受到的打擊和處分絕不止前面所述的四次,則是確定無疑的。

毛澤東受到的打擊和處分絕大多數是不公正的。他曾說,他并不是沒有犯過錯誤,但真正的錯誤沒有受到過處罰,而受到的打擊和處分則“都是沒有確實根據的”。然而,在一次又一次的不公正待遇面前,他的革命意志并沒有消沉,而是愈挫愈奮,最后成功地走出了人生的逆境,成長為中國共產黨的偉大領袖,并領導中國革命取得了輝煌的勝利。


             ■認為不公正待遇難以避免

不公正待遇會使當事者的心態失去平衡,對他們的身心造成嚴重困擾。很多人在受到不公正待遇之后,往往從此消沉下去,一蹶不振。在受到種種不公正待遇之后,毛澤東為什么能夠依然保持頑強的革命意志,成功地走出逆境呢?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毛澤東能夠正確分析和對待不公正待遇。

毛澤東對不公正待遇產生的原因曾作過富有啟示性的分析。他認為,不公正待遇是難以避免的。任何社會、任何時期,都會存在不公平、不公正的現象。這種不公平、不公正,有時是為了照顧整體的公平而造成的。例如,19454月召開的中共七大在選舉中央委員會時,為了選舉出一個能夠執行七大路線,領導全黨、團結全黨,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中央委員會,制定了三條選舉方針:第一,既要選舉沒有犯過路線錯誤的同志,也要選舉犯過路線錯誤而又能夠改正錯誤的同志;第二,組織成分要能夠反映各方面的革命力量,要在認識山頭,爭取最后消滅山頭的前提下照顧山頭,即照顧各個方面的革命力量;第三,既要選舉能夠通曉各方面知識的同志,也要選舉只通曉一個方面或某幾個方面知識的同志。這三條選舉方針的一個重要精神就是為了團結全黨,為了集中各個方面的智慧,要照顧各個方面。按照這樣的選舉方針,在中央委員名額有限的情況下,勢必會使得一些沒有犯過路線錯誤、知識水平較高、能力較強的同志不能被選入中央委員會。對這些同志來說,這顯然是不公平的。如何看待這種不公平呢?毛澤東在七大上專門講了這個問題。他說:“一些夠條件當選的同志不能當選,從一個側面去看,是不公平的,但是從更大的方面看、從全面看,是公平的。”

19569月,中共八大選舉中央委員會之前,為了防止因選舉產生矛盾而影響黨的團結,毛澤東再一次解釋了選舉中的公平與不公平的問題。他認為,世界上沒有完全的、絕對的公平,不公平的事情在任何社會都是難免的。他說:“這個世界就是這么個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現在不可能,永遠也不可能。”“而各種不公平的事情在任何社會都是難免的。”中國共產黨從七大以來,在處理黨內事務上力爭求得一個比較公平的結果,與錯誤路線統治時期相比,黨內是比較公平的。但是,“凡事都是有比較的,不是絕對的,絕對的公平或者絕對的不公平,是不可能的”。“有些事情想不到,有些事情想錯了,有些事情安排不恰當,是難免的。”沒有被選入中央委員會的同志,并不意味著他們的能力不行,條件不夠,恰好相反,他們很可能是將來在中國起很大作用的同志。他們之所以落選,一是各方面要平衡,二是選誰不選誰,這里面有很大的偶然性。所以,要客觀地、心平氣和地看待選舉中的公平與不公平的問題,不要因此而影響工作情緒,影響黨的團結。

毛澤東還認為,思想認識上的不一致,黨內外存在的各種矛盾,也會導致一些人受到不公平待遇。在中共八大上的一次講話中,他在回顧了自己受到的一些不公正待遇后,分析了包括自己在內的很多同志在歷史上為什么會挨整,會受到不適當的處罰和錯誤的處置。他認為,這主要是由于思想認識不一致。他說,那些整人的人跟我們并不是前世有冤,今世有仇。他們跟我們以前都不認識。“他為什么要整你呢?就是因為思想不同,對問題的看法不一樣。”思想認識不一致,必然就會產生矛盾,必然就有人會產生主觀主義,犯“左”傾和右傾的錯誤。而這種思想認識的不一致,在開始的時候是難免的,黨內外的各種矛盾永遠都會存在。這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某些同志在某些時期受冤枉和委屈是難免的。

毛澤東多次受到不公正待遇,主要是在錯誤路線統治時期。他在中共八大上提到的那些因為思想認識不一致而整人的人,也主要是那些執行錯誤路線的人,如王明、博古等。由于思想上的主觀主義、工作作風上的宗派主義,因而在他們統治中央時期,不少同志受到了不公正的處分和待遇。那么,到了正確路線在中央占據了領導地位的時期,各種不公正待遇是不是就可以避免了呢?毛澤東認為,這同樣不可避免。19621月,他在七千人大會上發表講話,提出在錯誤路線被糾正以后,我們也錯誤地處理過一些干部。對這些干部,不論是全部處理錯了的,還是部分處理錯了的,都應當按照具體情況,加以甄別和平反,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看到,“人類社會的各個歷史階段,總是有這樣處理錯誤的事實。在階級社會,這樣的事實多得很。在社會主義社會,也在所難免。不論在正確路線領導的時期,還是在錯誤路線領導的時期,都在所難免”。區別只是在于,在正確路線領導的時期,一經發現有錯誤處理的,就能甄別、平反。而在錯誤路線領導時期,則不可能這樣做,而只能由代表正確路線的人們,在適當的時機,通過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來糾正錯誤。

認為不公正待遇難以避免,對于正確對待不公正待遇非常重要。認識到在任何社會、任何時期,不公正待遇都難以避免這一事實,就能在受到各種冤枉和委屈時有足夠的思想準備,正確對待,把挫折變為自己進步的動力。


          ■視不公正待遇為一種鍛煉和教育

毛澤東認為,不公正待遇并非有害無益,關鍵是以怎樣的態度對待它。既然不公正待遇難以避免,正確的態度應該是把它當做一種有益的鍛煉,當做一種有益的教育。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多次在會議上教育全黨的黨員和干部要正確對待不公正待遇,要把不公正待遇作為一種有益的鍛煉和教育。19569月,他在中共八大上一方面指出不公正待遇難以避免,另一方面又強調要以正確的態度對待不公正待遇。他說:“我想同志們中間可能也有多多少少受過冤枉受過委屈的。對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對于那些不適當的處罰和錯誤的處置,比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機會主義’、撤銷自己的職務、調離自己的職務等等,可以有兩種態度:一種態度是從此消極,很氣憤,不滿意;另一種態度是把它看做一種有益的教育,當做一種鍛煉。”這兩種態度,無疑是后一種對自己和革命工作都更加有益,是黨員和干部應該采取的態度。

19621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又講到不公正待遇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對當事者是有益的。在這次會議上,他號召發揚民主集中制,開展廣泛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他強調不要壓制批評,認為批評所導致的結果無非就是被批評者下臺、被撤職,或者被調離原崗位,這對被批評者來說不一定是壞事。為什么呢?他說:“我認為這種下降和調動,不論正確與否,都是有益處的,可以鍛煉革命意志,可以調查和研究許多新鮮情況,增加有益的知識。”

毛澤東從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中,得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收獲。在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者統治中央期間,他被剝奪了對紅軍的軍事指揮權,長期“靠邊站”。這對他來說,無疑是十分痛苦的。但另一方面,又使他得到了較多的空閑時間。他利用這段時間,認真閱讀了大量過去沒有時間閱讀的馬列著作。關于這一方面的情況,他在1957年曾經這樣談及:“一九三二年(秋)開始,我沒有工作,就從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來的書籍中,把有關馬恩列斯的書通通找了出來,不全不夠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頭讀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讀了這本,又看那本,有時還交替著看,扎扎實實下功夫,硬是讀了兩年書。”這段時期閱讀的馬列著作,讓他受益匪淺。他說:“后來寫成的《矛盾論》、《實踐論》,就是在這兩年讀馬列著作中形成的。”

在遭到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者排擠期間,毛澤東還抓緊時間作了大量的農村調查研究。在此基礎上,他寫出了兩篇很有價值的調查報告《長岡鄉調查》和《才溪鄉調查》。這兩次調查,對他加深對農村階級關系的認識,正確制定農村政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把不公正待遇當做一種有益的鍛煉和教育,并不是毛澤東對黨員和干部所做的一種空洞的教育,而是他自己人生經驗的總結。他在七千人大會上說“我自己就有這一方面的經驗,得到很大的益處”,信非虛言。

把不公正待遇當做一種鍛煉和教育,既是毛澤東親身經歷的總結,同時又是他對中國傳統文化中優秀成分的繼承和發揚。自強不息,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中國古代先哲孟子十分強調正確對待人生的種種磨難,認為正是磨難造就了杰出人才。關于這一點,孟子講過一段眾所周知的話,“故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毛澤東自幼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這方面的修養和造詣極其深厚。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自強不息精神,對他產生了很深的影響。他在論述不公正待遇對當事者是一種有益的鍛煉和教育時,一方面經常以自己的經歷作為例子加以說明,另一方面也以中國歷史上的事例來進行論證。在七千人大會上,他就引用了司馬遷《史記》中的一段話。他說:“司馬遷說過,‘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司馬遷講的這些事

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當時上級領導者對他們作了錯誤處理的。”他認為,受到不公正待遇,對他們本是壞事,但卻成就了他們在哲學、文學、軍事等方面的傳世之作,所以又是好事。他以此為例,進一步說明,黨在過去的不同歷史時期,都錯誤地處理過一些干部。錯誤地處理干部,讓干部受到不公正待遇,當然是不應該提倡的,是應該被反對、應該被糾正的。但是,作為被錯誤處理的干部,應該正確地對待,因為“一般來說,這種錯誤處理,讓他們下降,或者調動工作,對他們的革命意志總是一種鍛煉,而且可以從人民群眾中去吸取許多新知識”。


           ■遵守紀律,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

不公正待遇包括錯誤的批判、錯誤的處分、錯誤的職務變動(降職、撤職或者調職),在某些情況下,也指待遇上的不平等,如職務、生活待遇上的不平等。它一般是由上級對下級、組織對個人作出的。毛澤東認為,既然不公正待遇難以避免,既然不公正待遇對當事者是一種鍛煉和教育,那么當事者不管受到哪一種不公正待遇,都應該把黨的紀律、黨的團結和統一擺在第一位,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個人服從組織。這是一個共產黨員對待不公正待遇應有的態度。

各種不公正待遇中,最嚴重的恐怕莫過于職務變動。毛澤東認為,共產黨員應該正確對待職務的變動,應該能上能下。他說:“(共產黨的干部)降到下級機關去做工作,或者調到別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個人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為什么只能做這個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調到別個地方去呢?”正確對待職務上的變動,是一個共產黨員黨性的表現,是一個共產黨員紀律觀念的表現,同時也能體現一個共產黨員的寬廣胸懷和遠大眼光。

毛澤東雖然屢次受到不公正待遇,但始終遵守黨的紀律,注意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不意氣用事,不因個人的遭遇而影響黨的工作,并在這一方面率先垂范,為全黨做出了榜樣。193210月,他在寧都會議上受到錯誤批判,并被調離紅軍的指揮崗位,召回后方做政府工作,實際上被剝奪了對紅軍的軍事指揮權。這對“積年經驗多偏于作戰”,“興趣亦在主持戰爭”的毛澤東來說,是一個沉重打擊。但在會后,他作出了兩點表示:一是少數服從多數;二是仍然愿意積極對待黨的工作,盡力作出自己的貢獻。他對在寧都會議上據理力爭,不贊成把他調離紅軍指揮崗位的王稼祥說:“算了吧,我們是少數,還是服從多數吧。”又對為他送別的周恩來表示:“前方軍事急需,何時電召便何時來。”

在中央蘇區時期與毛澤東一道工作過的李維漢,目睹了當時毛澤東所受到的種種不公正待遇,就毛澤東對待不公正待遇的態度作出過概括性的描述:“他堅持三條:一是少數服從多數;二是不消極;三是爭取在黨許可的條件下做些工作。那時王明路線的主要負責人整人整得很厲害,不是把你拉下領導職務就算了,還批得很厲害。毛澤東在受打擊的情況下,仍能維護黨的統一,堅持正確的路線和主張。”這三條,是毛澤東正確對待不公正待遇思想的集中概括和體現,也是他能夠在人生逆境中愈挫愈奮,最終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正確對待不公正待遇,不僅是毛澤東在中央蘇區所堅持的,而且是他在整個革命生涯中都始終如一地堅持的。他不僅這樣要求自己,而且也以此要求和教育全黨的黨員和干部。毛澤東的經歷告訴我們:他正確對待不公正待遇的思想和行為,是中國共產黨的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值得所有的黨員和干部學習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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