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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與新中國的文物保護(下)
來源:《黨史博覽》2012年第1期  作者:何立波  點擊次數:1201
周恩來與新中國的文物保護(下)

堅決制止大規模發掘帝王陵的風潮

195510月,郭沫若等聯名向國務院遞交《關于發掘明長陵的請示報告》,得到批準。由于長陵的勘察工作進展緩慢,發掘轉移到定陵。定陵開掘工作自19565月破土動工,到19587月底清理工作基本結束,歷時兩年零兩個月,以總計用工2萬余人、耗資40余萬元的代價,終于使這座深藏地下368年的玄宮重見天日。19589月,新華社向全世界播發了新中國考古學家發掘第一座皇陵的消息,引起了世界考古界的巨大震動。但是,以當時簡陋的保護設備和考古技術水平,出土文物在保存和復原方面還未過關,大量文物尤其是絲織品未能保存下來。“文革”中,萬歷皇帝及兩位皇后的尸骨被紅衛兵付之一炬。

定陵發掘后,有的省份立即組織人力,準備向帝王陵墓進軍,還有些省份不甘落后,紛紛效仿,要挖掘漢陵、唐陵、清陵等帝王陵。在這種情況下,鄭振鐸、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夏鼐等人上書周恩來,要求停止帝王陵發掘。國務院迅速下發了“停止對一切帝王陵墓發掘”的文件,堅決制止了這種極不正常的發掘之風,使行將遭滅頂之災的中國文化遺產免于劫難。

19599月,定陵博物館建成。19659月,周恩來陪同巴基斯坦總統阿尤布·汗來定陵參觀,隨行的還有陳毅、吳晗等人。從地宮出來,阿尤布·汗總統蹺起大拇指說:“這地下宮殿,有如此輝煌的建筑和氣勢,太偉大了!”周恩來臉上也流露出興奮之情:“這里有十三座帝王陵墓,每一座都是這個樣子。”吳晗接過周恩來的話:“長陵比這定陵規模還要大,要是發掘,一定更為壯觀,研究價值也大于定陵。”

自定陵發掘后,吳晗還一直想著開挖長陵。他問周恩來:“我們是否再發掘長陵?”周恩來問:“需要多少錢?”吳晗回答:“大約要四十萬。”周恩來沉默了,向停放在不遠處的轎車走去。吳晗急忙追問:“總理,您看這長陵發掘的事?”周恩來沉思片刻后說道:“我對死人不感興趣。”也正因為這句話,明成祖朱棣才在陵寢里安睡至今。此后,國家文物局再未批準發掘帝王陵。

 

“文革”期間,簽發保護敦煌莫高窟文件

19666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陳伯達炮制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第一次明確提出“要徹底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818日,在毛澤東首次接見百萬紅衛兵的大會上,林彪在講話中提出“破四舊、立四新”。狂熱而缺乏理智的紅衛兵,正是在這篇充滿火藥味的講話號召和鼓舞下,迅速殺出校園沖向社會。“破四舊”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了。湖南炎帝陵主殿被焚,山西舜帝陵被毀,浙江大禹廟被拆毀……

在“破四舊”運動中,就連中共中央、國務院辦公地中南海新華門前的石獅子,也引起

了紅衛兵的注意,上了“破四舊”的黑名單。新華門前的石獅子,是北京城里最大的一對石

獅子。826日,周恩來從保護文物古跡出發,耐心地說服了紅衛兵,下令將新華門前的石獅子搬走,有效地將這一古跡保護起來。后來,這對石獅子又回到了新華門前。

在北京紅衛兵率先發起“破四舊”之后,杭州的中學生紅衛兵也蠢蠢欲動。1966823日,杭州中學生紅衛兵搗毀了岳王廟后,把下一個目標對準了靈隱寺。浙江大學部分有正義感的學生得知消息后,挺身而出,保護靈隱寺。經浙大廣播站廣播后,大批學生前往靈隱寺,表示聲援,雙方形成了對峙局面。靈隱寺周邊的村民,自發地組織了一批青壯年,靈隱寺園林管理處的部分職工,都前來支援守護靈隱寺的浙大學生。

浙江省委迅速把此事上報國務院,并要求雙方在接到國務院的答復之前,都必須保持克制,停止一切過激的行動。為取得杭州市民的支持,浙大學子向市民散發了保護靈隱寺歷史文物古跡的《告全市人民書》,引起很大震動。杭州街頭貼滿了大字報,群眾紛紛起來譴責紅衛兵,表示堅決支持浙大革命師生保護靈隱寺的行動。

827日,周恩來作出批示,要求浙江省委領導同志對紅衛兵做好說服工作,并采取

有效措施保護靈隱寺。當聽到周恩來希望保留靈隱寺的指示時,浙大學子歡呼起來。迫于來自各方的壓力,中學生紅衛兵撤出了靈隱寺。在“破四舊”運動中,全國古剎舊廟被砸被毀的不計其數,能夠部分保存下來已算是僥幸。像靈隱寺這樣毫發未損、完整地保護下來的,更是鳳毛麟角。

山東曲阜的孔廟、孔府、孔林,統稱“三孔”。孔廟大成殿前十二根雙龍戲珠深雕鏤空柱是中國最好的龍柱,其工藝水平超過了北京故宮。“文革”爆發后,北師大紅衛兵頭頭譚厚蘭在康生的授意下,帶領200余人去孔廟造反,召開了搗毀孔廟的萬人大會。從1966119日至127日,他們共毀壞文物6000余件,焚毀古書2700余冊、各種字畫900余軸,砸毀歷代石碑1000余通,其中包括國家一級保護文物70余件、珍版書籍1000余冊,近兩人高的孔子墓碑被紅衛兵砸成了七八塊碎石,給孔廟造成了極為慘重的損失。周恩來知道這些情況后痛心疾首,立即下達了保護文物名勝的命令。大成殿前的十二根龍柱才得以保存。孔府、孔林基本上沒有受到沖擊,曲阜文物避免了更大的劫難。199412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孔府、孔廟、孔林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196610月,在江青的煽動下,紅衛兵從北京、蘭州、酒泉、敦煌,氣勢洶洶地殺向莫高窟。敦煌文物研究所人員遭到揪斗,研究所的工作陷入了困境。然而,更嚴重的是,一場滅頂之災正在危及敦煌莫高窟。1967年夏,敦煌縣武裝部、公安局和敦煌文物研究所同時接到蘭州大學敦煌籍學生發來的電報:蘭州大學的部分紅衛兵已準備起身前往敦煌,和在敦煌的紅衛兵會合,計劃搗毀莫高窟的壁畫和彩塑,請設法阻止。敦煌縣委、縣政府和敦煌文物研究所感到事態嚴重,情況危急,馬上向甘肅省委、省政府和文化部圖博文物事業管理局作了匯報。敦煌的緊急匯報很快上報到了國務院。周恩來果斷地對身邊工作人員說:“立即讓文物局和甘肅省采取措施,保護敦煌莫高窟,不能讓這座人類文化寶庫受到損壞。”他還簽發了國務院“關于敦煌莫高窟第一批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在文革期間一律停止對外開放,任何人不得沖擊破壞,確有問題的待后期清理”的文件。

 

關注長沙馬王堆出土文物保護

在“文革”期間,我國的考古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進展。河北滿城漢中山靖王劉勝夫婦的墓葬,出土了罕見的金縷玉衣、長信宮燈等文物。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了佚失了2000多年的《孫臏兵法》以及其他先秦諸子的著作殘簡。湖南長沙馬王堆漢長沙丞相、大侯利蒼夫婦和兒子的墓葬,出土了保存完好的女尸。陜西臨潼秦始皇陵東側出土了大批極為珍貴的兵馬俑。這些重大的考古發掘中,有些得到了周恩來的直接指示。

周恩來在日夜操勞國家大事的同時,在1972年對長沙馬王堆三座漢墓的發掘作了五次指示。由于當時是“文革”期間,一些機構尚不健全,對一號墓出土的女尸如何處理,意見不一。有人說尸體不是文物,不必保存,竟將女尸在沒有經過處理的情況下放在長沙的公園里展出。2000多年前的女尸保存完好成為當時長沙的一件奇聞。參觀者人山人海,一時間公園內擠得水泄不通,擠傷踩傷了不少人。

時任文化部圖博文物事業管理局局長的王冶秋知道這個情況后非常氣憤,立即到長沙制止了女尸展覽,并將情況報告給了周恩來。

1972617日,周恩來指示說:“湖南軍區挖出不報告省委,更未報告中央、國務院。后來又人山人海,還有刮妖風的,出土尸身和衣著(著)、帛文非變質不可。請告卜占亞、李振軍同志立即采取辦法轉移到冰室,消毒、防腐,加以化工處理,仍留湖南省博物館。這是可以向群眾說得通的,非當機立斷不可。務請打電話去,速辦勿延。”

遵照周恩來的指示,王冶秋等人將女尸小心翼翼地送到湖南省博物館,對女尸進行了消毒、防腐處理。從發掘領導小組的組成到技術力量的安排,周恩來都作了十分周到的布置。有些細節,甚至比專業人員還考慮得周密。在解剖女尸過程中,王冶秋多次直接向國務院請示匯報,得到了周恩來的親切關懷。長沙馬王堆漢墓的發掘工作之所以能取得很大成績,是與周恩來的具體指示密不可分的。

 

親自修改介紹故宮的小冊子

周恩來對于文物的宣傳工作也十分重視。1959年,新中國成立十周年的時候,規模宏大的中國革命博物館和中國歷史博物館建成,周恩來多次前往察看。“文革”爆發后,周恩來批準了《文物》、《考古》、《考古學報》的復刊,并批準了重建文物出版社,甚至對文物書刊印刷設備的更新也作了具體指示。

周恩來要求,文物部門在向觀眾宣傳文物時要處處為觀眾著想。觀眾是不是看得懂,聽得明白,解說是不是回答了觀眾可能產生的疑難問題。19717月,周恩來在審閱新華社報道考古新發現的新聞稿時,因為新聞稿關于金縷玉衣圖片的說明很籠統,沒有交代清楚出土時的情況,就在上面作了批示:“此注(按:指金縷玉衣照片的說明文字)未回答:兩件葬服是否還裹在男女骷髏上,還是遺落散開,后經我們加工的。”19734月,新華社準備播發關于馬王堆漢墓女尸被解剖的新聞稿。周恩來審閱了新聞稿后,特別指示:“關于名詞要改為通俗的話語,讓讀者能看懂。”

19717月,故宮博物院即將重新開放,需要出一本介紹故宮的小冊子。周恩來請郭沫若組織班子編寫《故宮簡介》。1971627日,郭沫若和王冶秋主持召開編寫《故宮簡介》的會議,出席會議的學者有夏鼐、白壽彝、劉大年、林甘泉、徐大齡等13人。郭沫若說:“故宮準備重新開放。周總理批示,要我和王冶秋同志商量一下,邀請各位把故宮博物院為重新開放編寫的《簡介》和所附材料看一看,有意見提出來寫在上面,也可以補充修改,一個半鐘頭,十一點交卷。”郭沫若當時很風趣地說:“這是‘殿試’。”當天下午,王冶秋把13份改稿整理完畢,送郭沫若、周恩來審閱。周恩來逐字逐句審閱修改、定稿。

1971626日至630日,周恩來先后對修改《故宮簡介》作了三次批示,其間還在凌晨召開一次會議。又經郭沫若主持兩次修改,待江青等人圈閱后才算最后定案。197175日,《故宮簡介》在故宮重新開放時與觀眾見面了。故宮博物院重新開放后,參觀者非常踴躍,每日游客達4萬人次。這本思想性強、通俗易懂的小冊子,不僅成為各地博物館重新開放時編寫文字說明的范本,而且極其暢銷,日銷量達7500冊。

1972年,批判極左思潮的斗爭使各項工作出現轉機。周恩來抓住這一契機,大刀闊斧地恢復文博系統的工作。在他的直接關心和領導下,故宮舉辦了“文化大革命期間全國出土文物大型展覽”。隨著中美關系大門的打開,為了讓更多的西方國家進一步了解中國,周恩來又提出組織出土文物到國外展覽的意見。他審閱了第一批赴英、法展品的目錄。出展文物中包括許多新出土的稀世珍品,如河北滿城漢代中山靖王金縷玉衣、長信宮燈,甘肅武威銅奔馬,長沙馬王堆帛畫,西安何家村唐代金銀器等。這次展覽辦得非常成功,在國外引起強烈反響,不僅使國外許多人士折服于中國古代的燦爛文化,而且對拓展我國的外交活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被贊譽為周恩來的“文物外交”。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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