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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軍隊到民間:“文革”前中期的“紅寶書”及其傳播
來源:《黨史博覽》2017年第1期  作者:余紅俐  點擊次數:2286
       紅寶書”通常指《毛主席語錄》,它在20世紀60年代風行全中國乃至傳播到全世界。 “紅寶書”首先由軍方組織編輯出版,隨后在社會上得到推廣。廣大城市和農村地區在60年代初分別開展了“五反”“四清”運動,“紅寶書”在此背景下開始從軍隊向其他機構和群體傳播。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后,全國范圍內掀起了一股“紅色狂熱”浪潮,“紅寶書”被大量印刷出版,它的普及率得到大大提高,覆蓋了街頭巷尾、田間地頭并且延伸到海外地區,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發后這股浪潮才戛然而止。

“紅寶書”的概念和起源

      對于“紅寶書”的概念大抵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紅寶書”指毛澤東所有著作中的《毛澤東選集》、《毛主席語錄》、詩詞、題詞、最新指示等方面的書籍;另一種則認為“紅寶書”特指《毛主席語錄》,即把毛澤東著作和毛澤東思想中的警句和主要觀點匯集起來的書冊,收集了諸如“為人民服務”等警句,并且在再版中繼續編錄他的新言論和新主張。本文所涉及的“紅寶書”,也主要是指《毛主席語錄》。

      第一種看法主要考慮了“文革”前的學習毛澤東著作高潮的這一情況。在1959年廬山會議后,林彪開始接手中央軍委的工作。出于鞏固自己地位和獲取毛澤東的好感,林彪多次強調學習毛澤東著作并促成了一場以該內容為核心的社會運動。人們將毛澤東的著作視為革命法寶,并以“紅寶書”來尊稱它。第二種看法側重于1964年5月《毛主席語錄》正式出版后的情況。雖然早在1958年《人民日報》也曾刊登過毛主席語錄,但“文革”中盛行的《毛主席語錄》的產生與林彪有著密切的關系。他在倡導學習毛澤東著作時提出背誦著作中的精辟重要的語句,并且在1961年指示《解放軍報》選登毛澤東的有關語錄。隨后,第一本《毛主席語錄》便誕生在解放軍報社,其最初被命名為《毛主席語錄200條》,在增補后正式改名為《毛主席語錄》。最初的版本是紙皮封面,后改為更具標志性的大紅色塑料皮封面,故而得名“紅寶書”。
   
      由于《毛主席語錄》最初考慮的受眾是廣大文化水平較低的解放軍戰士,內容比較簡單明了,因而與其他著作相比其接受群體更為廣泛,且對毛澤東思想的宣傳效果更為明顯。所以“文革”中的“紅寶書”主要指《毛主席語錄》,這一名詞在這段特殊的歷史時期逐漸成為家喻戶曉、四海皆知的流行詞。從1967年開始,《人民日報》載文(有時在文章標題中)中出現“紅寶書”一詞的頻率驟增。“紅寶書”最初在軍隊中廣為傳播,解放軍總政治部領導要求部隊中干部每人一本,戰士每班一本,而且還推出了便于攜帶的52開本。林彪為1964年的再版題詞:“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并且在當年12月指示擴大印刷量從而使得全軍人手一冊。為此,解放軍報社還專門成立了《毛主席語錄》發行機構。此后,各界紛紛向軍方借用紙型來自行印刷,“紅寶書”便跨出軍營而走向全社會。1966年10月中宣部批準《毛主席語錄》出口后,“紅寶書”遂開始大量傳播到全球各地區。
     《毛主席語錄》將毛澤東的主要論述按照專題摘錄匯編,成為人們學習毛澤東思想的權威書籍。從某種程度上而言,“紅寶書”從軍隊走向民間的過程,恰好伴隨著社會各領域被卷入“文化大革命”的歷史過程。

 “紅寶書”的出版情況和普及對象

      《毛主席語錄》自出版以來便受到了從中央到地方各層機構的重視,從軍隊單獨印刷發展到各地自行印刷,“紅寶書”的數量在1964年到1965年劇增。1966年“文革”爆發后,《毛主席語錄》的數量更是以驚人的速度增長。在“學習毛澤東思想”口號的號召和激勵下,全國上下轟轟烈烈地學習和背誦《毛主席語錄》、“老三篇”等被認為凝結了毛澤東思想精髓的作品。1965年再版的《毛主席語錄》仍然是在軍隊內部發行,1966年文化部召開全國毛主席著作印制發行工作會議之后,各地方開始印刷《毛主席語錄》,并且在1969年達到高潮。“文革”中,“紅寶書”從軍隊推廣開來,滲透到國家生活、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它在不同地區折射出不同的特點,但總的來講,都反映了“文革”這一特殊歷史時期對領袖的崇拜、對領袖思想的教條式尊奉等文化精神現象。

       20世紀60年代中期,毛澤東著作的出版量和翻譯版本量都遠遠超過之前。據《人民日報》記載,1966年外文版毛澤東著作的發行量相當于1952年發行量的100倍,具體數據可能存在被夸大的情況,但仍可以反映一定現實。《毛主席語錄》被稱為20世紀最流行的出版物,根據今天的統計數據來看,在60年代中后期短短幾年之中,國內出版的《毛主席語錄》包括50多種文字印制的500多種版本,總印數達50多億冊。《毛主席語錄》到1967年已經被翻譯成24種文字出版發行,“從一九六六年十月到一九六七年九月的一年內,外文版《毛主席語錄》就在一百二十八個國家和地區發行了一千三百三十萬冊”。僅1967年,《毛主席語錄》就“出版三億五千萬冊,《毛澤東著作選讀》出版四千七百五十多萬冊,《毛主席詩詞》出版五千七百多萬冊”。此外,“紅寶書”還被譯成藏、蒙等少數民族文字出版發行。“文革”前中期,各地“紅寶書”的印刷基本上得到了中央的支持,造紙、油墨、塑料、化工、機械、商業等物資生產和供應部門,以及鐵路、交通、郵電、民航等單位也全力配合其印刷工作。“文革”之前掀起的全國軍民學習毛澤東著作的浪潮促使毛澤東著作的出版量劇增。“文革”開始后,“紅寶書”基本上成為了《毛主席語錄》的代名詞。從1966年到1971年的這段時間,是“紅寶書”席卷全國的鼎盛時期,林彪關于學習毛澤東思想的“三十字方針”則成為全國對“紅寶書”解讀應用的一大依據。

      “紅寶書”的普及對象在政治成分上有一定的限制條件,并非所有人都有資格學習,它已成為了個人擁有良好政治成分和政治覺悟的象征。在1966年10月之前,由于《毛主席語錄》尚未公開出版,掌握“紅寶書”的大多是軍隊人員和部分各級領導以及1966年6月開始登上歷史舞臺的紅衛兵群體。“文革”時期,《毛主席語錄》的主要受眾側重于廣大工農兵群眾及工農出身的知識分子階層。“紅寶書”普及對象的身份限制也隨“文革”運動形勢變化而不斷更新標準,而“紅寶書”也往往成為“文革”中不同派別斗爭等行為的借口或武器。“紅寶書”在國內成功地掀起一股紅色狂潮的同時,在國際上也成為一種流行事物,這既和國際上對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的好奇與關注有關,同時也離不開中國對外推廣毛澤東著作的強大影響力。

“紅寶書”在中國社會上的傳播情況

       從1964年人民出版社開始向地方供應解放軍總政治部《毛主席語錄》紙型,到1966年文化部召開全國毛主席著作印制發行工作會議之時,《毛主席語錄》在中國社會上的傳播尚局限在一定的階層范圍內。“文革”的爆發和紅衛兵運動的興起促使“紅寶書”的傳播突破了原先的范圍,并且其傳播速度得到了極大的提高,到1969年中共九大召開時,“紅寶書”已經遍布中國的街頭巷尾、田間地頭,中國社會處于一片“紅海洋”之中。一般而言,“紅寶書”在“文革”前期社會上的傳播,以各級政府機構和各種企事業單位以各種方式向個人分發《毛主席語錄》為主,此外各類書店也大量出售《毛主席語錄》。除人民出版社等主要出版陣地外,地方上也普遍大量印刷《毛主席語錄》,“紅寶書”印刷數量的劇增為其在中國社會上的傳播普及提供了可能性。

       紅衛兵成為“文革”前期最早獲得“紅寶書”的社會群體。各地紅衛兵在北京受到毛澤東接見時,每一個紅衛兵手中都高高地揮舞著一本“紅寶書”。此時紅衛兵顯然是一個讓人羨慕的身份,他們的標準裝束是“身穿綠色或黃綠色的軍裝,頭戴同一顏色的軍帽,腰間扎寬大的武裝帶,武裝帶上配有銅扣,胳膊上則戴著印有‘紅衛兵’三個字的袖標,胸前佩戴毛澤東的像章,手中持一本紅寶書,再在肩上挎一個印有‘為人民服務’的軍挎包”,這在當時成為了年輕人爭相模仿的流行裝扮。《毛主席語錄》也在廣大年輕學生群體中流行起來。紅衛兵所掌握的《毛主席語錄》經過傳閱和贈送給其他群體,一定程度上擴大了“紅寶書”的傳播范圍。

      “文革”前中期提倡的學習毛澤東著作的浪潮從軍隊擴展到社會各領域,城鎮地區各級革委會、學校、工廠等單位紛紛組織學習小組,討論并學習毛澤東著作。各級政府以及后來的各級革委會對毛澤東著作的推廣是“紅寶書”傳播的一大動力。如在“文革”前,上海市委做出決定,“要求各級干部,在今年一年內,精讀、通讀《毛澤東著作選讀》和《毛主席語錄》,還要擠出時間通讀《毛澤東選集》第一至第四卷和毛主席其他著作,有條件的還可以選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著作”。“文革”開始后,各界開展的對毛澤東思想的學習活動越發激進和具有強制性。學習《毛主席語錄》的“早請示,晚匯報”活動最初興起于軍隊開展的學習毛澤東著作的運動之中,后來逐漸擴展到社會領域,并成為“文革”前中期人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便于隨身攜帶的小開本《毛主席語錄》在當時廣為傳播。此外,伴隨語錄書的宣傳而產生的“忠字舞”“語錄歌”等“文革”新生事物也融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天天讀”(《毛主席語錄》)、“活學活用”(“老三篇”)也是當時興起的關于學習毛澤東著作的主流指導思想,與這種學習相關的是“遍布全國的大大小小的學習班、講用會、經驗交流會和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各地普遍進行大學習、大總結、大評比與大交流,甚至成立了專門領導學習毛主席著作的辦公室。人們聚在一起交流學習經驗與心得,這些交流的人員中并不是只有工作的或者讀書的,還有十歲兒童,有七十多歲的老人,也有家庭婦女和一字不識的人”。在這種背景下,人手一本“紅寶書”已成為基本要求,學校、工廠等均分別向學生、工人派發《毛主席語錄》以供學習和生活使用。根據林彪關于學習語錄書的“活學活用”指示,社會上興起了一股以《毛主席語錄》為行為準則的風潮,人們日常生活中的一切行為活動都與語錄相關聯,如購物、理發、出行等。

      在偏遠農村和少數民族地區,也有各級政府部門組織的機關干部下鄉宣傳與學習活動,以及毛澤東思想宣傳小組進行的文藝宣傳。所有的下鄉干部都會帶上毛澤東著作和有關“文革”的文章,一面參加勞動,一面組織群眾學習。不少地區專門組織彩車隊運送大量的“紅寶書”到農村地區和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免費或低價向農民推廣《毛主席語錄》,此類活動在當時深受廣大農民的歡迎。1968年底開始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被下放到各農場和農村地區的知青也要學習《毛主席語錄》,他們或者自帶語錄書,或者由下放地區的大隊負責派發。向少數民族宣傳毛澤東思想和傳播《毛主席語錄》的活動,主要由解放軍組織的宣傳隊進行。《人民日報》對此類活動進行了較多的宣傳,如“駐守在祖國邊遠地區的人民解放軍和當地民兵,組成千千萬萬個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深入草原,走遍山寨,向兄弟民族人民宣傳毛澤東思想,宣傳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這些宣傳隊向少數民族群眾傳播毛澤東思想,破除封建迷信和反動思想。到“文革”中期,“紅寶書”在藏、蒙等主要少數民族地區的普及率已相當高。
       “文革”前中期印刷“紅寶書”的工作日漸超出控制而導致了大量資源浪費。1969年3月24日,周恩來在全國計劃會議上指出:“出版毛主席著作和制作毛主席像章要貫徹節約鬧革命的原則。城里有些人有上百個像章,有很多毛主席著作,這不是浪費嗎?廣泛傳播毛澤東思想,要講究實效,不要形式主義。”周恩來還指示對各地印刷的毛澤東著作進行清查。北京市革委會于9月6日向全市傳達并布置清查任務,至10月9日止就收到各單位上報非法印制的樣本657種(總印數750余萬冊);中央各部門報送的樣本中,僅非正式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語錄》不同版本就有440種,其中由大專院校紅衛兵和其他群眾組織編印的占53%,省、市革委會及各部隊、機關、學校等單位編印的占47%。“紅寶書”掀起的紅色狂潮隨著“九一三”事件的爆發而歸于平靜,此后逐漸淡出中國人的社會生活。

“紅寶書”向海外的傳播情況

      在“文革”之前,中央對“紅寶書”的對外傳播尚持保守態度,原則上并不贊成將《毛主席語錄》贈送或賣給外國人,更不要求出國人員主動對外散發語錄書。1966年“文革”爆發后,中央對待宣傳毛澤東思想的態度轉為激進,此后以《毛主席語錄》為主的毛澤東著作開始被大量翻譯成外文并向海外傳播。“紅寶書”向海外傳播的途徑大致有這幾種:一是諸如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簡稱“廣交會”)之類的出口商品交易會;二是外國地區直接向中方訂購語錄書等毛澤東著作,或者自行翻譯出版這些書籍;三是在海外的中國人員的宣傳和散發;四是外國友人赴華訪問時獲得中方的贈送以及外國在華留學生的傳播。除此之外,“紅寶書”向海外傳播也有在非同尋常的契機下以比較特殊的方式進行的,比如武裝沖突等。

      創辦于1957年的廣交會為外國人接觸“紅寶書”提供了平臺。在語錄書被批準出口后,“紅寶書”向海外傳播則主要依靠外國的訂單和各國自己的翻譯出版。20世紀60年代,廣交會上的書籍館里通常陳列著用各種文字大量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這使得前來參加廣交會的外國人士有機會接觸到在中國風靡一時的“紅寶書”。但是這種形式的接觸畢竟是有限的,無論是出于好奇還是出于研究興趣,國際上對中國“紅寶書”的關注度居高不下。“文革”爆發后,“毛澤東思想是全世界革命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一切反動派的最強大最銳利的思想武器”,“我國革命的出版工作者、革命的工人們,把出版世界各民族文字版的毛主席著作,滿足世界革命人民的渴望,看作是支援世界革命的神圣職責”,將毛澤東思想傳播到全世界也勢在必行。

      1966年10月,中宣部批準《毛主席語錄》出版,此后中國的“紅寶書”開始走向海外讀者。到1969年中期,在60個國家和地區里,有用70種文字翻譯出版的1100多種版本的毛澤東著作。此時《毛主席語錄》已在世界各地廣泛傳播。據《人民日報》載文統計,該書在短短三年中,已“在二十五個國家和地區里,有分別用英、法、西班牙、德、意、希臘、丹麥、荷蘭、挪威、冰島、芬蘭、阿拉伯、老撾、希伯來等二十五種文字出版的五十一種版本”。西方國家中最早與中國建交的法國,也在中方的宣傳中表現出一種對毛澤東著作的強烈的興趣。“文革”時期,中國的宣傳或許存在夸大事實的情況,但就當時中國“紅寶書”的出口情況和其在世界范圍內產生的影響而言,流向海外的“紅寶書”的數目確實龐大且版本眾多,它甚至成為了20世紀國際上對中國主要印象的構成因素。
   
      在國外的中國人員對“紅寶書”的宣傳以及中方對來訪人員硬性贈送“紅寶書”,也對其向海外傳播產生了影響。在“文革”時期,但凡來中國訪問或公干的外國人大多會收到中方贈送的“紅寶書”,一些人在離開中國時將這些禮物帶回去了,而大多數人則直接將它們留在了暫住的賓館里。這種強制性宣傳毛澤東思想的行為讓許多外國人分外反感也非常無奈,雖然他們對“文革”時期的中國較為感興趣,但不代表他們愿意接受中國的這種做法。當時中國駐外大使館人員、中國留學生和其他在國外的中國公民也紛紛響應國內號召,以宣傳毛澤東思想為己任。尤其以青年學生群體的行為最為激進,他們在異國他鄉的街頭散發和宣讀《毛主席語錄》,“紅寶書”伴隨著他們出現在各種各樣的場合。青年留學生的宣傳行為有時會罔顧其他國家的實際情況和文化背景,這種偏激的行為雖加深了外國人對“小紅書”(外國人對《毛主席語錄》的稱呼)的印象,但不幸的是這種印象總是與“瘋狂”“野蠻”等字眼掛鉤。國內紅衛兵運動也影響到國外的一些學生運動,例如“1967年初,中國一批留歐學生在向列寧墓進獻花圈時,遭到蘇聯軍警的瘋狂鎮壓,發生了‘一·二五莫斯科紅場流血事件’”。在諸如此類的事件中,“紅寶書”在政治和思想方面的象征意義的作用要遠超過其自身的價值,雖然它作為特殊年代的產物并且代表著一種并不完全正確的路線,但它仍然反映了中國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解讀和建構,而不是一味地追隨蘇聯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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