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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八位元帥傳記組的一些回憶
來源:《黨史博覽》2014年第8期  作者:舒 云  點擊次數:2766
     1987年7月,筆者進入《聶榮臻傳》編寫組,負責撰寫新中國成立初到抗美援朝和“文化大革命”時期兩章,因此獲悉了元帥傳記編寫組的一些情況。

軍隊承擔八位元帥的傳記編寫工作

      1955年9月27日,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被授予元帥軍銜,此后,十大元帥成為專有名詞。

     20世紀80年代初,中共黨史的搜集、編寫進入高潮。1982年5月,胡喬木在青年社會科學工作者座談會上倡議:“對建國以來各條戰線的歷史經驗作出有科學價值的總結,編寫若干專著,這不僅是為中國現代史的研究積累資料,而且可能找出規律性的東西來,用以指導我們的工作。”為落實這一重要倡議,中共中央宣傳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決定調動各方面力量編寫一套100卷本的大型叢書,定名“當代中國”。

      在此之前,軍隊已經組織力量開始編寫除朱德(由中央文獻研究室負責)、林彪外的八位元帥的傳記。中央軍委辦公廳1980年18號文件明確規定:元帥傳記由戰史編審委員會抓總,軍隊有關各大單位黨委負責組織編寫工作,由分管元帥傳記的各大單位黨委審稿后報請戰史委員會定稿,并指定承擔元帥傳記編寫的單位。

     八位元帥傳記的分工原則是由元帥主要工作過的大單位組建傳記組。彭德懷傳記組在軍委辦公廳,劉伯承傳記組在軍事學院,賀龍傳記組在總參謀部,陳毅傳記組在南京軍區,羅榮桓傳記組在總政治部,徐向前傳記組在政治學院,聶榮臻傳記組在北京軍區,葉劍英傳記組在軍事科學院。

     中央軍委召開了八位元帥傳記組座談會,會后批準了軍委辦公廳關于八位元帥傳記編寫工作的報告,由此正式立項。

八位元帥傳記列入“當代中國”叢書

     1982年,中共中央宣傳部關于編寫“當代中國”大型叢書的通知下發。中央軍委副主席楊尚昆批示,要求軍隊確定選題,由總政召集總參、總后和三大學院(軍事、政治、后勤學院)的有關人員研究后,訂出方案。

     1983年5月,中央軍委批轉總政治部的報告,決定在總政治部成立“當代中國”大型叢書國防軍事卷編委會,同時規定了任務、編制等。

     1983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在《關于編寫出版老一輩革命家傳記問題給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的復函》中指出:“編輯出版黨史、軍史和革命回憶錄,特別是編輯出版老一輩革命家的傳記和文集,是一件極其嚴肅的政治工作,必須慎重對待。中央1980年發出了《關于堅持‘少宣傳個人’的幾個問題的指示》(中發[1980]59號)以后,我部與有關部門多次進行研究,先后發出了幾個文件,對貫徹中央文件精神作了一些具體規定。1982年我部與中央文獻研究室共同向中央提出了《關于毛、周、劉、朱和現任中央常委著作的出版、發表及審核辦法的請示報告》。同年7月5日,中央批轉了這個報告,即中發[1982]33號文件。……按照上述文件規定的精神,編寫出版老一輩革命家的個人傳記,應在有關部門的指導下有組織地進行,并由中央或省一級正式出版單位出版。其中有全國影響的老一輩革命家的傳記,應根據不同情況分別報送中央文獻研究室和中央黨史研究室審核,屬于軍事方面的,應報送總政治部審核。”

      1984年7月9日,楊尚昆在全軍黨史資料征集工作座談會上講話,談到元帥傳記的寫作問題時說:“至于給黨的領導人立傳,這個問題就更嚴肅了。中央規定,在軍隊中只有幾位老帥可以立傳。……給領導人寫傳的問題很復雜,不要看得簡單。這里必定牽連到很多帶全局性的問題……出版回憶錄要慎重,出版傳記更要慎重。中央決定的幾位老帥的傳記一個都還沒有出,這兩年內也出不了。寫傳記是很不容易的,就是寫得很好,各方面都滿意,還有中央的一關呢。幾個老帥的傳,將來要經過中央黨史研究室審查。”“同志們從事的這項工作很重要。第一,任務很重;第二,政治責任很強。所以一定要嚴肅對待。不要輕信某一種材料,要廣泛搜集,認真核實,全面研究。現在主要是處于征集材料的階段,不是寫史和出版階段。一些大的原則問題,要由中央來決定。”

     《黨史通訊》1984年第11期刊登了彭德懷、劉伯承、賀龍、陳毅、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的傳略。這七篇元帥傳略是由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為《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組織撰寫的。

      1985年1月,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宣傳部部長、“當代中國”叢書主編鄧力群在當代中國人物傳記編寫工作會議上宣布,將朱德、彭德懷、劉伯承、賀龍、陳毅、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九位元帥的傳記列入中央書記處決定出版的“當代中國”叢書出版計劃。1月23日,鄧力群在講話中說:“今天研究編寫‘當代中國’叢書人物傳記的問題。這項工作,軍隊進行很長時間了,比其他方面快了好幾步。……軍隊各位元帥的傳記已經有了基礎,希望各寫作組繼續努力。……軍隊幾大元帥的傳記組,能不能有個地方統一起來。這里向(楊)尚昆同志、(余)秋里同志請示一下,能不能放在一起,放在哪里合適,請他們決定。軍隊的傳記組有個經費問題、人員編制問題。大致上需要多少錢,需要多長時間能夠完成,搞個簡單的材料……如果不及早把書寫出來,過十年八年以后,想寫也寫不出來。在這方面花點人力,花點錢,是應該的。今年(楊)尚昆同志還跟我說過這事,叫我召開個會。我想,問題是可以解決的。”“還有個時間問題,拖得太長不好。原計劃‘當代中國’叢書1989年基本出齊。還有四年,九大元帥的傳記有希望。”

各元帥傳記編寫組實行編外定編

     1985年4月22日至27日,總政治部“當代中國”叢書國防軍事卷編委會辦公室在軍事學院召開《劉伯承傳》送審稿討論會。《彭德懷傳》等各元帥傳記編寫組的13人應邀出席。《劉伯承傳》編寫組主持人、軍事學院副政委李曼村講話時,歡迎到會同志在討論中對書稿進行批評。《劉伯承傳》編寫組成員介紹了《劉伯承傳》編寫概況和書稿中涉及的一些重大問題及如何處理的原則意見。與會者對書稿提出了許多中肯的修改意見,并對傳記的編寫指導思想、寫法等進行了有益的探討。

      與會者認為:元帥傳記已經列入“當代中國”叢書出版并將在國內外發行,就必須按照叢書編輯部的統一要求來寫,努力做到“有豐富的經過核對的史實與資料”,“力求內容翔實,觀點正確,邏輯嚴謹,語言流暢,具有較高的理論水平和學術價值”,“遵循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不虛美,不掩過”,把元帥傳記寫成一部“科學的信史”。與會者還對如何做到真實性與生動性的統一,如何安排好歷史背景敘述與人物活動描寫,如何處理好引文與轉述、史與論、詳與略,怎樣寫人物的功與過,成績與錯誤等問題,結合各自的體會,交換了意見。

      隨后,總政治部“當代中國”叢書國防軍事卷編委會辦公室根據總政辦公會議的精神,對各元帥傳記的編寫情況、人員狀況進行了調查,并向領導反映了意見。

      7月6日,楊尚昆在聽取總政治部副主任周克玉等人的匯報后,作出重要指示:八位元帥傳記編寫組列入臨時編制,實行編外定編,并要求各編寫組集中力量,1986年底完成初稿。

      8月12日,總政治部就“關于元帥傳記編寫工作的幾個問題”向中央軍委請示:“四年來,(元帥傳)各編寫組在各單位黨委的領導與支持下,努力工作,都取得了一定進展。考慮到元帥傳的編寫中遇到了若干新情況和新問題,因此建議:一、各承擔編寫任務單位的黨委應當把這項工作列入議事日程,并指定一名領導同志負責,切實抓緊抓好。二、元帥傳記組同叢書的軍事國防卷各選題編輯都一樣,列為臨時編制,編外定編,共編40人,組成各元帥傳編寫組,設組長、編輯。編寫組不定編制等級,參加編寫工作的同志,原職務等級待遇不變,其中在職干部職務、級別的調整及政治、生活待遇,與在編干部相同。編寫組人員亦可由正式編制的現職干部兼任,并盡量吸收退居第二線和離退休干部參加。任務完成后,編寫組即行撤銷,完成一個撤銷一個。這項組織落實工作,由各單位負責在近期內完成。各編寫組要集中力量,于明年年底前完成初稿。未經批準不準以傳記組、個人或其他名義發表傳記材料。‘當代中國’叢書軍事國防卷編委會辦公室負責組織書稿的討論等編輯業務指導工作。三、關于各元帥傳書稿的審查、定稿及送審程序:1.每本書的送審稿都要組織幾次討論。2.送審稿改定后,由各承擔編寫任務的單位黨委決定直接報送中央軍委戰史、軍史編寫委員會審定。上報時,對某些難點要提出可供選擇的幾種方案,并說明傾向性意見。3.定稿后,按照叢書編輯部的要求,由各單位推薦兩名業務較熟練的特約責任編輯,協助叢書編輯部負責具體編輯、出版工作。四、編寫組所需經費及用房、用車等,仍由各承擔編寫任務單位負責保證。考慮到編寫工作某些必要的特別開支(如資料及書稿的印刷費、資料稿酬、聘請專家審稿的報酬等),建議批準由總后勤部撥給一筆補助費,每個編寫組每年15000元,由各編寫組掌握使用。以上請示,如無不當,請軍委批轉各承擔編寫任務的單位及有關部門執行。”
      軍委辦公廳轉發了總政治部的這個文件,規定了元帥傳記組的編制、經費、審稿程序等問題。1985年,全軍實行體制改革,精簡整編,人員變動大。8月20日,總參謀部發出[1985]參務字第98號文件,規定國防軍事卷各編輯部和元帥傳編寫組列為編外定編的機構。各單位已臨時抽調的專職人員暫予保留,他們的政治待遇及調職、定級,與在編人員同等對待。

各元帥傳記組編寫工作進度不一

     1985年12月13日,國防軍事卷編委會辦公室召集八位元帥傳記編寫組組長會議,交流貫徹落實軍委辦公廳[1985]4號文件的情況、當前工作進展、存在的問題及1986年工作安排。與會者還就組織落實、查閱檔案、搜集資料、經費使用等問題,交流了做法和體會,提出了一些建議。

      當時,各編寫組工作進展情況及1986年工作安排情況是這樣的:

      軍委辦公廳《彭德懷傳》編寫組,1985年9月初根據有關要求,對編寫工作重新作了部署,當時已開始分段編寫,計劃于1986年上半年寫出草稿,下半年統一匯改,力爭于1986年底或稍晚一點完成全書初稿。

      軍事學院《劉伯承傳》編寫組,初稿已于1985年4月由國防軍事卷編委會辦公室組織過討論。編寫組認真研究、整理了所有意見,做了進一步修改的準備,并向原已送稿征求意見的軍內外領導及熟悉情況的同志,發出180余封催請答復的信。當時已收到40多封復信,準備1986年在新成立的國防大學黨委領導下,開始全面修改工作。

      總參謀部《賀龍傳》編寫組,加緊了資料搜集和采訪工作,一年來搜集文字資料2000多頁,歷史照片200多張。1986年計劃完成《賀龍傳》青少年時期到抗日戰爭勝利、全國解放初期及“文革”時期的部分初稿。解放戰爭時期及1955年至1965年期間部分,由于資料不足,1986年底前完成有一定困難,力爭盡早完成。

      南京軍區《陳毅傳》編寫組,1985年8月以前,主要進行《陳毅文學傳記》的寫作和出版工作,已完成六卷。軍委辦公廳4號文件下達后,推遲了《陳毅文學傳記》的寫作計劃,按照軍委要求,把全部力量轉到編寫“當代中國”叢書《陳毅傳》上來。初步修訂了大事記,討論了青少年部分和擔任上海市市長部分的草稿,并新搜集到一部分重要史料。1986年的計劃是:第一季度,全組同志按分工補充閱檔,寫定各部分的大事記初稿;第二季度,寫定所分工部分初稿的草稿;第三季度,修改草稿,組織專題討論會,并就陳毅元帥生平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請示軍委有關領導;第四季度,11月底以前,按領導指示最后寫定初稿并付印。

     總政治部《羅榮桓傳》編寫組,加緊了與檔案部門、全軍黨史征集辦、“大百科”軍事卷、“當代中國”叢書國防軍事卷各選題編輯部及各元帥傳記編寫組的聯系,并已開始《羅榮桓傳》的編寫工作。計劃于1986年6月前完成第一稿,6月間邀請熟悉情況的同志集體討論,然后進行修改,年底前拿出初稿。

     政治學院《徐向前傳》編寫組,組織落實工作尚未完成,計劃在國防大學成立后,立即將編寫人員定下來,開始進行編寫工作,1986年底完成初稿。

     軍事科學院《葉劍英傳》編寫組,1985年對已寫出的20萬字的初稿做了核實、充實和修改工作,計劃于1986年底完成修改稿。

     北京軍區《聶榮臻傳》編寫組,已完成組織落實工作,準備開始搜集資料,擬定了撰寫綱目的工作。由于起步較晚,預計于1986年完成初稿有困難。

《聶榮臻傳》為什么起步較晚

    《聶榮臻傳》編寫組設在北京軍區,和其他元帥傳記組一樣,成立并不晚。

       1980年3月9日,魏巍為“撰寫聶榮臻副主席傳記一事”請示:“曲(竟濟)副政委,(李)懷德、(楊)白冰副主任并轉秦(基偉)司令員、袁(升平)政委及軍區常委:關于撰寫聶總傳記一事,日前已由軍區常委作出決定,并通知我:由我牽頭組成精干的寫作班子,完成這一光榮的任務。為了把這個重要的任務完成好,經初步籌劃,提出如下方案:一、關于寫作班子的組成,初步計劃,擬先由魏巍、彭正謨、張贊廷、劉繩及聶辦的周秘書等五人組成。隨后依據工作需要再選調若干人員。彭正謨同志現為軍委空軍司令部顧問,曾參加華北戰史的編寫工作,對聶總熟悉,并有較好的寫作能力;張贊廷同志現任天津警備區宣傳隊教導員,是我區重點業余作者,發表過不少詩歌和散文;劉繩同志現任《戰友報》文化編輯,年輕有活力,近年來寫作較多;周秘書在聶辦工作時間較長,已積累了一些關于聶總的資料,已答應做小組的聯絡員。二、在傳記組正式進入寫作之前,大量的工作是訪問搜集材料。這一工作是頗為艱巨的。為此需要提供一定的物質保證。除需固定一輛小車外,辦公地點擬設在解放飯店(需房四間)為宜,這樣可以減少許多往返時間。另需錄音機兩臺,可從文化部解決。資料打印工作由司、政兩部打字室分擔。有關圖書資料實報實銷。三、工作計劃待寫作小組成立后,經過慎重研究后上報。四、這一工作將自始至終在軍區黨委的領導下進行。寫作小組及時匯報和請示,爭取多快好省地完成任務。當否?請批示。魏巍。”

      3月15日,袁升平批示:“擬同意所提出的方案。物質保障問題:車輛、住處由管理局安排解決。錄音機由政治部解決。資料打印工作,可由司、政兩部打字室視情況分擔。有關需要的圖書資料費,在節約的原則下,實報實銷。如何?請秦司令員閱定后提交常委討論通過。”

      3月20日,北京軍區黨委常委傳閱后,交有關部門辦理。很快,《聶榮臻傳》編寫組的人員調齊了,魏巍擔任組長。

      寫《聶榮臻傳》,必須征得傳主聶榮臻的同意。但聶榮臻對寫傳記有“抵觸”情緒,他認為傳記是為個人歌功頌德的,明確表示不寫傳記。聶榮臻說:“如果一定要寫,那就用回憶錄來代替傳記吧。”聶榮臻又說:“我沒有思想準備,也沒有系統地想,是不是由你們先提些問題?如果先由我來系統地講,我也沒法講,我的心臟也受不了。上次林月琴(羅榮桓夫人)同志來談羅主任的經歷,談了半個小時,我的心臟病就犯了。”

     魏巍說:“這個事不急,慢慢地談,這次談不完,還可以到北京再談。現在戰史有了,老總的著作、講話、報告等材料也都有。”

     聶榮臻說:“這些可以當資料,是可以參考的。我不想詳細談了,最后我想寫一段,總結經驗。”“搞這個東西,一點也不能夸張,這是歷史。”

《聶榮臻回憶錄》出版

      1980年7月28日,聶榮臻在北戴河開始與以魏巍為首的傳記組談話,先后談了36次。最后一次談話是1981年5月9日,談完后傳記組請聶榮臻審核大綱。聶榮臻一一仔細看過,認為可以了,傳記組在錄音記錄稿的基礎上開始整理。聶榮臻問:“6月、7月是否能搞出來?我看你們分工寫,可以快一點。”

      1982年4月18日,魏巍向袁升平等請示:“寫作組辦公地點一直設在解放飯店,共有成員八人,在飯店用房五間,因解放飯店實行企業化,需要繳納房費,此項開支的承辦單位尚未明確,是否可同辦公費用一致起來……”就在這次請示中,魏巍匯報了《聶榮臻回憶錄》的進度:“為聶榮臻同志撰寫回憶錄的工作,經過近兩年的努力,已形成一個40多萬字的初稿,現正在此基礎上充實、潤色。待聶榮臻同志審定提出修改意見后,再作進一步加工。”

     《聶榮臻回憶錄》初稿曾一字一句地念給聶榮臻聽,念過兩遍。聶榮臻提出意見,傳記組進一步補充修改。

      1983年5月5日,《聶榮臻回憶錄》定稿。聶榮臻作序。

      1984年10月,《聶榮臻回憶錄》出版,在八位元帥傳記組中奪得第一名。因為傳主不同意寫《聶榮臻傳》,《聶榮臻傳》編寫組就解散了。

還是要寫《聶榮臻傳》

      1985年4月,“當代中國”大型叢書編委會明確表示《聶榮臻回憶錄》不能代替《聶榮臻傳》。因為其他元帥都是傳記,只有聶帥是一本回憶錄,不配套,所以還是要寫《聶榮臻傳》。

      于是,已經解散的《聶榮臻傳》編寫組重新組建,組長仍是魏巍。9月8日,魏巍就“聶榮臻傳記組的調整問題”向秦(基偉)司令員等請示:“‘聶榮臻傳記組’成立以來,已完成《聶榮臻回憶錄》上、中、下三冊。原傳記組成員早已先后回原單位工作。今年4月,中宣部召集會議,決定將元帥傳記收入‘當代中國’叢書。聶帥本人和組內同志都曾建議將這本回憶錄代替傳記收入‘當代中國’,但幾經請示,負責部門仍確定繼續編寫《聶榮臻傳》。現根據中央軍委辦公廳[1985]4號文件和總參有關文件的規定,建議對傳記組的工作作如下調整。一、據總參有關文件規定,本傳記組編外定編,員額為四人。我們也很贊成人員盡量精干。現經研究,除由我仍任組長外,建議由聶辦的周均倫同志(秘書)任副組長;主要執筆者擬請作家×××同志(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教員)擔任……根據工作發展情況,人力不夠時再行增調。二、軍委辦公廳[1985]4號文件規定,‘編寫組所需經費及用房、用車等,仍由各承擔編寫任務的單位負責保證’。關于這方面,傳記組成立時首長們已經有過批示,將仍按照這些批示執行。×××等同志的采訪用車和工作用車,是否由政治部汽車隊辦理。以上建議當否,請批示。”

      筆者是1987年7月借調到《聶榮臻傳》編寫組的。在這前后編寫組還借調了福州軍區的張鳳雛和傅崧山。我們來時《聶榮臻傳》還沒有開始寫。組長魏巍把《聶榮臻傳》分為六部分,分配給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三部分,由張鳳雛和傅崧山負責。因為他們是《楊成武回憶錄》的執筆者。其中,張鳳雛寫憶長征、戰華北部分,傅崧山寫抗日戰爭部分。所以從聶榮臻出生到長征和解放戰爭兩部分由張鳳雛執筆,抗日戰爭部分歸傅崧山。解放后也是三部分,由筆者和魏巍的兒子魏猛負責。魏猛在人民日報社工作,他負責寫國防科技部分,筆者負責寫新中國成立初到抗美援朝和“文化大革命”兩部分。

       聶榮臻仍一如既往,對傳記不聞不問。聶帥家我們經常去,只是和周秘書聯系,索取資料,問一些問題等。在我們強烈要求下,周秘書安排我們見了聶帥一次。聶帥與我們見面是在客廳,聶帥端坐在那里,沒有說話。張鳳雛坐在聶帥旁邊,講他在四川江津聶帥家鄉見到的情景。聶帥和我們集體合影后,又輪流和我們每個人合了影。

       雖說聶榮臻為寫回憶錄有了詳細的口述回憶,但傳記畢竟和回憶錄不同,我們當然希望聶帥談一談。聶帥不談,但同意他的夫人張瑞華談一談。于是,張瑞華和我們談了一兩個小時。那天我們傳記組全都在座,周秘書錄音,我們都做了筆記。張瑞華和聶帥完全是兩個性格的人,她非常健談,談了很多生動的事例。聶帥雖不在現場,但他“不滿意”了,傳過話來:“怎么還沒有說完?”于是,張瑞華就草草結束了。

為撰寫《聶榮臻傳》搜集資料、采訪當事人

     聶榮臻一生最輝煌的兩段,解放前是抗日戰爭,解放后是“兩彈一星”。而筆者所負責的新中國成立初期和“文化大革命”這兩個時期,是比較難寫的,材料和知情者都不多。但筆者還是積極投入前期準備工作,搜集資料,擬訂撰寫綱目,尋訪當事人。

        寫《聶榮臻傳》必須到中央檔案館和軍委檔案館查閱資料。去軍委檔案館拿著北京軍區政治部的介紹信就可以了,而去中央檔案館需要中央辦公廳主任審批。首先由北京軍區政治部開出蓋有公章的介紹信,寫明采訪理由、目的、采訪人身份,寄到中央辦公廳審批。筆者記得審批過程是半年左右。

       拿到中央辦公廳的批件后,筆者到了中央檔案館。那時中央檔案館沒有目錄,必須由你自己根據介紹信的內容提出要看什么,檔案員再給你找,常常是只能找出十分之一。筆者記得看過全國政協一屆會議的檔案,還看過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分組討論的記錄稿等。在跑檔案館的同時,筆者還陸續采訪了許多老同志。

      1988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次授銜,《聶榮臻傳》編寫組被納入北京軍區政治部編輯室,還是編外定編,給了兩個授銜名額。經過一番協調,給了張鳳雛和筆者,傅崧山的名額則掛在南京軍區。

     《聶榮臻回憶錄》因出版較早,對林彪的評價有歷史局限,所以筆者在撰寫《聶榮臻傳》過程中力求客觀公正。“林聶不分家”,采訪聶榮臻必然聽到很多林彪的故事。張鳳雛那時毫不避諱地對我說,他要寫《林彪傳》,現在搜集材料,60歲以后坐下來寫。張鳳雛是唯一采訪過林彪生活秘書王本的人,可惜1996年他60歲時辭世了,25本記得密密麻麻的筆記本,不知去向。而他的《林彪傳》一字未寫。筆者后來寫林彪,與這段《聶榮臻傳》編寫組的生活不無關系。

      1989年秋,筆者完成聶榮臻新中國成立初期和“文化大革命”兩段初稿后離開《聶榮臻傳》編寫組。

八位元帥的傳記陸續出版

     《陳毅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年出版,《陳毅傳》編寫組著;《徐向前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年出版,《徐向前傳》編寫組著;《羅榮桓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年出版,《羅榮桓傳》編寫組著;《劉伯承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出版,《劉伯承傳》編寫組著;《彭德懷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出版,《彭德懷傳》編寫組著;《賀龍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出版,《賀龍傳》編寫組著;《聶榮臻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年出版,《聶榮臻傳》編寫組著;《葉劍英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出版,《葉劍英傳》編寫組著。1993年,《朱德傳》由人民出版社和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金沖及主編。十大元帥的傳記只有《林彪傳》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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